历史文化的发展分析 本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分析，发展
历史文化的发展分析 本文简介：【提要】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仔细地研读一本著作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201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偶然间得之，反复阅读，作了笔记，且逢人便推荐此书，亦有不吐为快之感，急切需要与别人分享此书，故作此文。【关键词】变革；历史考察；逻辑全书分为导论、第一至第十二讲和结语几个
历史文化的发展分析 本文内容：
【提要】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认真仔细地研读一本著作了。《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作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2016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于偶然间得之，反复阅读，作了笔记，且逢人便推荐此书，亦有不吐为快之感，急切需要与别人分享此书，故作此文。
【关键词】变革；历史考察；逻辑
全书分为导论、第一至第十二讲和结语几个部分。在导论部分，作者首先言及创作本书的因由。意大利学者克罗齐说：“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亦是如此。针对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崛起截然不同的理解，作者认为应回归历史，从中国历代经济变革中寻找答案。钱穆先生曾著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本书取用这个书名，或许是作者受其影响。其次作者运用了两个研究工具来研究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规律和逻辑。一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作者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斗争、博弈和互相妥协的结果。二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四大基本制度分别是郡县制、尊儒制、科举制和国有专营制，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制度创新，从根本上说都是围绕这四大基本制度展开的。四大制度是支撑集权政体的四根支柱，虽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上述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内容都发生了许多改变，但是维持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思想并无实质变化，因此制度创新的目标与方式有许多相似之处，表现出显著的延续性特征。此书以历史时间为轴，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对中国历代经济变革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梳理和阐释。第一讲：管仲变法。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
作者认为管仲变法开中国经济变革之先河，也是最成功的一场经济变革。管仲变法中有一项大家比较熟悉、但是也容易引起误解的政策“士农工商”，即把国民不分先后尊卑地划分为军士、农民、工匠、商贾四个阶层。管仲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并进行管理的，这种职业化分工及相关制度设置，是中国早期文明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齐国实施了“放活微观，管制宏观”，涉及产业、税收和价格等多领域的系统性整体配套改革。其中盐铁专营是最重要的制度创新，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被称之为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从经济上有力地保障了中央集权制度。第二讲：商鞅变法。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管仲变法是对重商主义的一场试验，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在农业政策上，施行“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私有化改革，从此，私有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军爵制度为孔武之人打开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方便之门。郡县制度则成为中央和地方权力配置的基本制度。商鞅对以上制度进行了系统的、长期的、卓有成效的试验，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商鞅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者。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顶层设计的集大成者，他推行了包括产业、流通、金融和税收等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实施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的体制改革。第四讲：王莽变法。第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王莽变法是历史上第一次古典社会主义试验，他的改制都是“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第五讲：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尤其是科举制，是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的最大贡献，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打开了进入体制内的通道。第六讲：王安石变法。最后的整体配套改革。王安石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对外开放的国家。变法之后则转变成一个闭关锁国、谨小慎微的国家。王安石变法是一场涉及政府机构、产业、物价及流通、财政的整体配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法令有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其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从制度创新的角度上讲，王安石变法比之前的任何一次变法都重要，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的探索，也是最后一次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第七讲：明清停滞。大陆孤立主义的后果。作者主要探讨了长达五百年的明清停滞的原因，治国者的思想变得保守，对稳定的追求致使其害怕制度创新，形成了四大基本制度的恶化趋势。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来看，朱元璋废除宰相制，打破了中央权力内部皇权与相权的平衡性，清代则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真正的权柄。从社会思想的控制模式来看，明清两代全面限制思想自由，使社会思想完全归到“四书五经”上。从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上来看，强化和神圣化了科举制，加上清代的文字狱，更是让知识分子成为“精神上的侏儒”。在宏观经济制度上，对外闭关锁国形成铁桶阵，对内通过男耕女织的散沙术，削弱民间组织，把人民打成一盘散沙，在工商业领域则搞特权经营，使商人完全成为一个寄生阶层。第八讲：洋务运动。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这是中国历史上改革范式的第一次输入性改革，是中国工业化探索的开端，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惊险一跃”。洋务运动重新构造了中国的产业格局，基本奠定了一个完备的工业化体系。但它也先天不足，一，缺少制度上的顶层设计；二，从未涉及土地、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三大核心命题；三，它不是一个惠及社会各阶层的经济振兴运动，而是一次仅仅惠及地方和工商阶层的分权式改革；四，缺乏现代性的现代化变革，它是在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严重滞后背景下的一场经济变革。第九讲：两个民国。从极度自由到“统制经济”。
民国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11-1927年的北洋民国和1927-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分别是大自由、大混乱的变革和重归中央集权的变革。国民党的宏观经济治理模式可称之为“统制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发展国营经济，节制民间资本。尤其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敌产实行国营化，从而失去了私营企业家对政府的信赖，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信赖，又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广大农民的信赖，最终失去民心和政权。第十讲：计划经济。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对当代中国经济影响深远，一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大大放慢，二是彻底暴露了计划经济的弊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积累了深刻教训。“文化大革命”是史上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时期。中央牢牢地控制了地方，使得地方毫无自主权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高度控制了全民思想；社会精英被基本消灭，自由商人阶层被整体切除，命令型计划经济呈现出所有的特征。到1976年，中国已是一个完全封闭、与全球经济体系基本隔绝、高度集中而没有生机的经济体。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改革开放，包括“放权让利”和“集权主义的回归”两个时期。1978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变革从农村拉开序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中央政府实施了放权让利与非均衡战略，地方政府则积极参与和冒险支持。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则成为本轮经济运动的分水岭。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改革目标由原来的复苏经济，发展生产力转化为加强执政党的控制力以及更多的利益，由此，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回归。时下中国，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成为一个急需化解的社会改革命题。在结语部分，作者给出了几个基础性判断，即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两个永恒性主题——分权与均富；三个最特殊的战场——国有经济、土地和金融业；四股前所未见的新势力——互联网、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和自由知识分子。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是两千年多来经济变革的逻辑性发展结果，中国经济制度上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是维持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建设性结果”。纵观全书，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经济变革进行了系统阐述，既总结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发展脉络，又深刻剖析了其内在逻辑和规律，对深入理解历代中国经济变革起到了导引作用。
作者：乔永平 吴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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