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审计收费研究 本文关键词：披露，审计，强制，收费，报告
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审计收费研究 本文简介：摘要本文以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Logit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企业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收费，因此企业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大多出于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具有明显的“遮掩效应”，最终体现
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审计收费研究 本文内容：
摘要本文以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Logit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研究企业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收费，因此企业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大多出于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具有明显的“遮掩效应”，最终体现为审计溢价。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强制性披露；审计收费；倾向得分匹配法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引发的重大事件（如“长生生物假疫苗”事件、“福建碳九泄漏”事件、“张家口市爆燃”事件等等）也在不断地被新闻媒体关注与报道，使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映入社会公众的眼帘，因而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呼吁企业披露其社会责任信息。并且，十九大报告中也已经明确指出要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主旋律的基调下，大型企业有必要把社会责任落实到位，为建设富饶、美丽的中国承担其社会责任。那么在强制披露政策的要求下，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否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呢？因此，本文拟从财务报表审计收费的角度探讨强制披露政策的具体政策效果。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目前，学术界对于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真实动机存在一定的分歧，由此形成了“自利工具”和“价值创造”两个主要的学派。“自利工具”学派指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达到“遮掩效应”，向外界传递出“良心企业”“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形象，实则却是一种“言行不一”的行为，导致企业的代理成本随之增加。并且，学术界从不同的方面证实了“自利工具”学派的观点，邹萍（2018）发现虽然企业大肆宣扬以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来表明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然而暗地里却与地方政府强强联合从事着偷税漏税的行为。田利辉等（2017）研究发现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与股票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由此验证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遮掩效应”。高勇强等（2012）认为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言行不一”的行为，用于转移公众的视角，达到遮掩其不道德的目的。如果上述的“自利工具”学派的观点成立，那么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基于“遮掩效应”而非“沟通效应”。先前有大量文献证实了企业越是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越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审计收费。张健（2015）研究发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显著高于未披露的上市公司。陈峻（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履行好的企业却支付了高额的审计费用。朱敏等（2015）也证实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审计费用。因此，如果“自利工具”学派的观点成立的话，强制披露政策下的企业可能仅仅出于“合规”的要求披露其社会责任报告或者企业处于“遮掩效应”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将提高企业的风险评估，进而增加审计收费。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a：H1a：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的审计收费比控制公司的审计收费要高。“价值创造”学派指出，真正的“良心企业”往往把披露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途径，他们不仅仅停留在“披露”这一行为上，而是切实履行其社会责任，提高财务信息的透明度，最终实现“沟通效应”，以提升企业价值和降低代理成本。李新丽等（2018）认为，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陈国辉等（2018）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强制披露政策能够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价值创造”学派的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支持。在“价值创造”学派的观点下，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更多是基于“沟通效应”而非“遮掩效应”。先前有文献证实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韩文才（2013）探讨了审计师是否会对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做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没有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充分的企业，越有利于降低审计师收费。翟华云（2014）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审计收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基于“价值创造”学派的观点，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够向外界传递积极正能量，展示企业良好社会形象。进而提升企业的声誉和财务信息的可信度，最终实现社会责任披露的“沟通效应”，降低审计收费。所以，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b：H1b：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的审计收费比控制公司的审计收费要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本文使用2014-2016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强制性披露政策的经济后果，所以选择证监会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处理组，将2014-2016年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对照组。企业是否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数据来源于润灵环球（RKS）数据库，Logit回归模型所需要的公司特征变量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变量设计
本文用样本公司是否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作为解释变量（Qreport），如果样本公司属于证监会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则Qreport=1，否则为0。本文参与Logit回归模型的匹配变量的选取，通过参考李新丽（2018）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下列指标参与到Logit回归模型当中：企业的规模大小（size）、资产结构（stru）、偿债能力（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流动比率（DEBT）、高管薪酬（Gfe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Topone）、股权集中度（Hhi5）、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UAL）、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盈利能力（ROA）以及留存收益率（Prof）。四、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表1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审计收费（Fee）的均值为13.89，中位数为13.80，均值稍微高于中位数，说明审计收费经过对数化的处理之后，在总体上符合正态分布的基本统计特征。同时对比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现样本企业之间审计收费的差距还是较大。通过对匹配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流动比率（DEBT）、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率（Z指数）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Topone）的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流动比率、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率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的企业差异较大，因此会对审计收费造成一定的影响。依据所设定的Logit回归模型，采用伪R2和AUC作为判断模型拟合程度好坏的标准，即R2和AUC值越大表明Logit模型拟合效果越好。经过多次测试之后本文选择下列变量：企业的规模大小（Size）、盈利能力（ROA）、留存收益率（Prof）、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第一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Z指数）、股权集中度（Hhi5）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Topone）作为最终匹配变量。
（二）强制披露社会责任的效果分析
根据前面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其选取的匹配变量，以最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及核匹配来估计其ATT值，通过ATT值来分析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是否真的增加了企业的审计收费，从而探讨企业强制披露社会责任的真实动机是出于“遮掩效应”还是“沟通效应”。表2给出了全样本下匹配前后的对比结果，通过最近邻匹配的方法得出：处理组企业审计费用均值为14.52529，控制组企业的审计费用均值为14.31456，ATT值为0.21073，其T值为4.86，即在1%水平上显著。最近邻匹配表明，在控制了企业其他主要特征的影响后，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审计收费。并且半径匹配和核匹所估计的ATT值分别为0.10478、0.23015，同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三种匹配方法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证明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由此验证了假设H1a：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审计收费，即企业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更多是基于“遮掩效应”而非“沟通效应”，最终体现为审计溢价。五、结语本文以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审计收费的影响，选取R2以及AUC值为Logit回归模型的判断标准，以此确定样本公司的倾向得分值。在通过PSM分析全样本下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样本的选择偏误之后，相对于未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而言，强制性披露社会责任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收费，并且在三种匹配方法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强制披露政策下的企业仅仅出于“合规”的要求披露其社会责任报告，具有明显的“遮掩效应”。因此，政府及其监管部门不仅需要重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政策的制定，更需要重视政策执行的监督与管理，同时鼓励企业将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交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审计，以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最终使得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由“遮掩效应”向“沟通效应”转变，切实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先有报告后有管理”的现象。
作者：陈洋
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审计收费研究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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