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的关联因素探析 本文关键词：探析，关联，患者，因素，水平
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的关联因素探析 本文简介：摘要： [目的]调查炎症性肠病病人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Herth希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调查156例炎症性肠病病人。[结果]炎症性肠病病人的希望水平总分为(35.93±3.64)分,总体处于中-高等水平;炎症性肠病病人希望水平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积极应对
炎症性肠病患者希望水平的关联因素探析 本文内容：
摘 要： [目的]调查炎症性肠病病人希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Herth希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调查156例炎症性肠病病人。[结果]炎症性肠病病人的希望水平总分为 (35.93±3.64) 分, 总体处于中-高等水平;炎症性肠病病人希望水平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积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关系 (P<0.05)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方式是炎症性肠病病人希望水平的显着预测因子 (P<0.001) 。[结论]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方式是炎症性肠病病人希望水平的重要预测因素, 提示在临床护理工作中, 需加强对承受较大经济压力病人的关注。
关键词： 炎症性肠病; 希望; 应对方式; 克罗恩病; 溃疡性结肠炎; 影响因素; 经济压力;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hope level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s:A total of 156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Herth Hope Index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Results:The total score of hope level was (35.93±3.64) , at the medium-high level.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all dimensions scores of hope level and positive coping scores (P<0.05)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economic stress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hope level of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0.001) .Conclusions:Economic stress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e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hope level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uggesting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atients under greater economic pressure.
Keyword：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hope; coping style; Crohn′s disease; ulcerative colitis; influencing factor; economic pressure;
炎症性肠病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是一组病因未明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 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 和克罗恩病 (Crohn′s disease, CD) [1]。疾病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使得IBD病人饱受身心困扰, 极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 且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处理应激性事件[2,3], 而负性心理可能进一步加重肠道炎症反应, 促使疾病复发[4]。近年来,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 积极心理品质在慢性病病人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希望是一种实现目标的自信心[5], 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一种重要积极心理品质,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心理资本与心理优势, 它有助于慢性病病人应对疾病。研究表明, 高希望水平有助于个体减轻痛苦、缓解应激状态及负性情绪[6]。因此, 本研究旨在了解IBD病人的希望水平现状, 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为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改善病人的心理状态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7年8月—2018年1月在江苏省某三级甲等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及住院的156例IBD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根据2012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制定的诊断标准[1]确诊为IBD的病人;②年龄≥18岁;③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 意识清楚, 能理解并配合研究者;④知情同意, 自愿参加。排除标准:①伴有恶性肿瘤、严重的肝肾疾病等影响病人心理状态的疾病;②合并其他肠道或肛肠疾病;③有精神疾病或近期 (3个月内) 使用过抗焦虑或抑郁药物。调查期间共156例病人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本研究已获得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调查工具
① 一般资料调查表:自行设计,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自评经济压力、职业状态、医疗费用支付方式、疾病类型、疾病严重程度、疾病复发次数、并发症数量等。② Herth 希望量表 (Herth Hope Index, HHI) :由美国学者Herth于1991年编制, 本研究采用赵海平等[7]翻译的中文版, 量表包括对现实和未来的积极态度 (temporality and future, T) 、采取积极的行动 (positive readiness and expectancy, P) 、与他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interconnectedness, I) 3 个维度, 共12个条目, 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 各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 总分为12～48分。其中 12～23 分为低希望水平, 24～35 分为中等希望水平, 36～48 分为高希望水平, 得分越高, 表明希望水平越高。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5[7], 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③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由国内学者解亚宁[8]修订, 用于反映个体不同应对方式的特征, 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维度, 共20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 选项从“不采取”到“经常采取”分别赋值0～3分。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和0.78[9]。
1.3、 调查方法
调查者本人为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调查前采用统一指导语向病人说明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取得病人同意的前提下现场发放并回收问卷, 如有缺项及时嘱病人填写完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进行数据录入, 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x?±s)表示, 计数资料以频数、构成比表示, 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病人的希望水平差异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 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运用Pearson 相关分析, 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156例IBD病人中, 男101例, 女55例;克罗恩病100例, 溃疡性结肠炎56例;年龄 (35.82±13.31) 岁;处于疾病缓解期或轻度活动期, 病程小于5年的病人居多。
2.2、 病人的希望水平及应对方式现状
156例IBD病人希望水平总得分为 (35.93±3.64) 分, 处于中-高等水平, 其中中等希望水平87例 (55.77%) , 高希望水平69例 (44.23%) , 无低等水平, 希望水平各维度得分见表1。IBD病人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维度均分高于全国常模[9], 消极应对维度均分低于全国常模,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2。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IBD病人的希望水平总分及各维度均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关系 (P<0.01) , 与消极应对的相关性不明显 (P>0.05) , 见表3。
表1 IBD病人希望水平得分(x?±s)(x?±s) 分
表2 IBD病人应对方式得分与全国常模[9]比较(x?±s)(x?±s) 分
表3 IBD病人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r值)
2.3、 病人希望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IBD病人希望水平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文化程度、居住地、经济压力、是否有造口的IBD病人, 希望水平不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4。IBD病人的希望水平得分与年龄及疾病复发次数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56 (P=0.052) , -0.162 (P=0.043) 。提示不同疾病复发次数的IBD病人希望水平不同 (P<0.05) 。
表4 不同人口学和疾病特征IBD病人希望水平得分比较(x?±s,n=156)(x?±s,n=156)
2.3.2 IBD病人希望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希望水平为应变量, 将单因素和相关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文化程度、居住地、经济压力、是否有造口、积极应对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文化程度和经济压力为等级变量, 设置哑变量, 分别以“小学”文化程度、经济“压力较大”为标准, 结果显示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是病人希望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见表5。
表5 IBD病人希望水平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n=156)
3、 讨论
3.1、 IBD病人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 IBD病人的希望水平总分为 (35.93±3.64) 分, 处于中-高等水平, 与晚期癌症病人[10]、泌尿系肿瘤病人[11]相近, 但低于胃癌、直肠癌永久性结肠造口病人[12,13], 表明IBD病人希望水平良好, 但仍有提升空间。产生该结果的可能原因为:本研究纳入的病人病程多小于5年, 且大多处于疾病缓解期或轻度活动期, 病人经历疾病复发的次数相对较少。此外, 有学者认为, 当个体的希望受到威胁时, 会努力寻找各种方法来保护、重塑希望[14]。疾病迁延、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尽管如此, 仍有部分病人认为罹患IBD给自己的人际关系、个人成长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 养成了健康的生活习惯, 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15,16], 对将来实现某种目标仍抱有一种积极、乐观、可期待的信念和信心, 从而保持较高的希望水平。与胃癌、直肠癌永久性结肠造口病人相比, IBD病人大多为20～40岁的青年人, 此类群体正处于家庭、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可能难以接受长期患病的事实, 疾病给其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冲击可能会更多, 病人更容易产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 因此该群体更需引起临床医护人员的重视。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 本研究纳入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和疾病资料中, 仅经济压力是IBD病人的希望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自评经济压力越大者, 希望水平越低, 与恶性肿瘤复发病人[17]、艾滋病病人[18]的相关研究结果相近。因病程迁延、反复发作, 病人需长期坚持服药, 且定期复诊, 给不少病人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经济压力大病人考虑到用药成本, 其服药依从性会下降[19], 更易导致疾病复发。此外, 生物制剂、粪菌移植、干细胞移植等[20,21,22]是近年来用于治疗难治性IBD的新方法, 然而由于价格昂贵, 经济压力大的病人常承受不起, 此类病人接受良好医疗资源的机会相对少, 因此无经济压力的病人希望水平更高。本研究中IBD病人的积极应对方式得分高于国内常模, 消极应对方式得分低于国内常模。与李莎[23]的研究结果相似, 可能与本研究的纳入对象均来自三级甲等医院, 病人对医护人员技术的信任以及医护人员给予的健康宣教有助于病人积极面对疾病有关;但与洪玲等[24,25]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其认为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病人多采用消极的疾病应对方式, 可能与所采用的评价量表不同有关。此外, 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尽管患病给IBD病人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但不少病人仍能主动寻求信息和帮助, 接受并勇敢面对疾病, 在疾病自我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3.2、 IBD病人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因子, 应对对个体的身心健康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 IBD病人的希望水平与积极应对呈正相关, 与消极应对的相关性不明显, 表明病人的希望水平越高, 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越努力寻求信息和问题解决策略, 更能主动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26]。回归分析也指出, 积极应对方式是IBD病人希望水平的独立预测因素。面对患病及生活中的其他应激因素, 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病人不会过分自怨自艾, 而是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或向亲人、朋友、病友、医护人员等寻求帮助, 获得良好的信息、情感和社会支持, 从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改善疾病管理现状, 进而有利于希望水平的提高。在临床工作中, 医护人员应利用这一关系, 从促进病人的积极应对方式出发, 改善其希望水平, 促进身心健康。此外, 积极与消极是相对的, 就本研究采用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消极应对维度的条目而言, 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一定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如“接受现实”被归为消极维度, 但其或有缓解挫折打击的作用, 因此在阐述病人的希望水平与消极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时, 需明确消极的内涵, 不同量表在消极的概念界定上存在差异。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显示, IBD病人总体希望水平良好, 但仍有提升空间, 并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关系, 且经济压力和积极应对方式是IBD病人希望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提示临床或社区医护人员应加强对经济压力大病人的关注, 为其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此外, 可通过强化疾病管理教育、调动病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等途径提高IBD病人的积极应对方式, 提高其希望水平。但本研究仅选取了1所三级甲等医院的IBD病人作为研究对象, 且只反映了病人希望水平的现况, 而希望水平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积极心理品质, 因此, 未来研究可在扩大调查范围的基础上, 通过纵向随访研究, 进一步探讨IBD病人在不同疾病阶段的希望水平变化。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 (2012年·广州) [J].中华内科杂志, 2012, 51 (10) :818-831.
[2] MIKOCKA-WALUS A, KNOWLES S R, KEEFER L, et al.Controversies revisited: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omorbidity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s[J].Inflamm Bowel Dis, 2016, 22 (3) :752-762.
[3] 阮佳音, 周云仙.克罗恩病病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 2016, 30 (1A) :11-13.
[4] 范一宏, 王诗怡.治疗的艺术:重视炎症性肠病患者的心理健康[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6, 24 (16) :2445-2453.
[5] HERTH K A.Development and refinement of an instrument of hope[J].Sch Inq Nurs Pract, 1991, 5 (1) :39-51;53-56.
[6] LI L R, LIN M G, LIANG J, et al.Effect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factors on the level of hope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during radiotherapy[J].Med Sci Monit, 2017, 23:3508-3517.
[7] 赵海平, 王健.血液透析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希望[J].中华护理杂志, 2000, 35 (5) :49-51.
[8] 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 6 (2) :114-115.
[9]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9, 13 (增订版) :31-108.
[10] 朱雅铃, 杨桂玲, 汪苗.晚期癌症病人希望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循证护理, 2017, 3 (2) :143-145.
[11] 张爱英, 王艳玲, 付猛, 等.泌尿系肿瘤患者希望水平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护理学杂志, 2016, 31 (2C) :16-18.
[12] 赵彩萍, 方建群, 李媛, 等.胃癌患者希望水平与人格特征、焦虑抑郁情绪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 2012, 47 (1) :65-67.
[13] 罗宝嘉, 覃惠英, 郑美春.永久性结肠造口患者社会关系质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 2014, 49 (2) :138-142.
[14] STOTLAND E.The psychology of hope[M].[s.l.]:Jossey-Bass, 1969:1
[15] PURC-STEPHENSON R, BOWLBY D, QAQISH S T."A gift wrapped in barbed wire"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fe changes after being diagnosed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Qual Life Res, 2015, 24 (5) :1197-1205.
[16] SKRASTINS O, FLETCHER P C."It just is what it is":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living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J].Clin Nurse Spec, 2018, 32 (1) :43-51.
[17] 于素贞, 娄小平, 王爱霞.恶性肿瘤复发患者希望水平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 36 (15) :3822-3824.
[18] 刘聪, 周凯, 何浩岚, 等.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希望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 2017, 17 (8) :1047-1051.
[19] RANASAMI U K, 刘晓琳, 牛俊坤, 等.炎症性肠病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6, 24 (18) :2844-2849.
[20] 周庆云, 潘学勤.难治性炎症性肠病患者粪菌移植治疗的护理[J].中华护理杂志, 2016, 51 (4) :508-510.
[21] 毛佳燕, 李岭, 庞智.新型生物制剂治疗炎症性肠病的研究进展[J].胃肠病学, 2017, 22 (11) :692-695.
[22] 周凤, 吴静.溃疡性结肠炎内科治疗的进展[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6, 24 (20) :3149-3158.
[23] 李莎.炎症性肠病患者心理韧性及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南京医科大学, 2017.
[24] 洪玲.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人格特质、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方式[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7, 25 (9) :1332-1335.
[25] 张茂琛, 洪理文, 张天宇, 等.克罗恩病患者健康状况、疾病认知、应对方式与心理状况之间的关系[J].内科理论与实践, 2016, 11 (5) :296-300.
[26] WLODARCZYK D.Optimism and hope as predictors of subjective health in post-myocardial infarction patients:a comparison of the role of coping strategies[J].J Health Psychol, 2017, 22 (3) :33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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