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修辞学视角探析《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 本文关键词：文艺，修辞学，探析，广义，理论研究
广义修辞学视角探析《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 本文简介：摘要： 作为一种话语场域,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期刊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通过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期刊和一个广义修辞学专栏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广义修辞学转向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一种态势。文艺学界从本体论的角度,将修辞看成是“文”和&
广义修辞学视角探析《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 本文内容：
摘 要： 作为一种话语场域, 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 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 期刊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通过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期刊和一个广义修辞学专栏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的分析可以发现, 广义修辞学转向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一种态势。文艺学界从本体论的角度, 将修辞看成是“文”和“人”的现实存在和审美化存在的根本境遇, 从理论层面实现了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与修辞哲学的统一。
关键词： 广义修辞学; 文艺学; 期刊;
Abstract： As a discourse field, journals bring together rhetorical literatures, while as a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journals also witness the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of the macroscopic rhetori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articles research on rhetorical from two important journal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 macroscopic rhetoric column, we can find that the macroscopic rhetoric turn constitutes a trend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regard rhetoric as the fundamental realm of the existence and aestheticization of literature and human, realizing the unity of rhetorical skills, rhetoric poetics and rhetorical philosoph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Keyword： macroscopic rhetoric; literature and art; journal;
20世纪中国修辞学长期在狭义层面摸索, 最终收获越来越少, “广义修辞学”的提出才打开了修辞学研究的新局面。在中国文论界, 修辞学研究80年代起就曾受到关注, 那主要是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讨论。相对而言, 文论界对修辞的理解更容易走上“广义”的路子———理论总是对现象的提升, 而在这种广义修辞学的转向中, 修辞却并不只是提升和超越, 而是要返观文学和文化、走进历史和生活, 它强调的是修辞成为生命得以绽放的机缘, 它“道出了人的审美化生存方式”1。广义修辞是3个层面的结合, 即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共同发挥作用, 促成了“人”和“文”的“现实”存在和“审美化”存在, 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基于《文艺研究》的考察
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的广义修辞学转向作为一种信息通过期刊传达出来。作为一种话语场域, 期刊汇聚了修辞文献, 而作为一种话语表征, 期刊也见证了广义修辞学的蓬勃发展。我们选取了文艺学领域两种重要期刊和修辞学研究的一个专栏作为考察对象, 它们是《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和《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的“修辞学大视野”。选取它们作为考察对象的原因是:《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是文艺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两种期刊, 而“修辞学大视野”则是国内广义修辞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从前两种期刊出发, 可以考察文艺学学科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朝向了广义修辞学视域;从后一专栏出发, 可以考察文艺学学者如何主动跨越了学科边界响应了广义修辞学的呼唤。有必要指出, 正如“广义修辞学”专栏的作者并非都是来自语言学界, 《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中相关修辞学文章的作者也并非都是来自文艺学界, 期刊的学科类别和在该期刊发表成果的作者的学科身份不是同一概念, 不同学科背景的作者从广义修辞学角度审视文艺学相关理论问题, 是广义修辞学介入相关学科前沿研究的实践成果。
首先, 我们利用CNKI对《文艺研究》2000～2018年发表的修辞研究相关的文章篇名进行关键词统计 (不含书评、书讯等) , 得到如表1结果 (统计截止2018年第9期) :
表1《文艺研究》2000～2018年发表的与修辞研究的文章篇名关键词统计表
这一数据去除少数与修辞研究无关的文章, 再减去重复的, 共有361篇。在这一时间段内, 《文艺研究》共发表文章约6 200篇, 过滤掉“作品”“书讯”“稿约”“目录”等, 学术文章大约4 500篇。这样统计出来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大约占全部文章的8.0%。当然很多明显是与修辞相关的文章, 由于关键词选取的原因未能进入这一统计, 如《〈史记〉“重言”现象解析》 (2011年第5期) 、《论〈阳关三叠〉的N种叠法》 (2011年第6期) 、《古代文论中的“象喻”传统》 (2010年第6期) 、《钱钟书的‘连类’》 (2010年第8期) 、《“陌生化”:一种观看世界的特殊方式》 (2004年第9期) 等等。这一类的文章大约有60篇, 并入上述数据, 修辞学相关研究文章大约共占全部文章的9.4%。
本文前面提到, 文艺学研究包含内容广泛, 而《文艺研究》视野尤为开阔, 所刊发的文章从文学到艺术, 从文化到社会, 从理论到实践, 不可谓不庞杂而丰富, 9.4%意味着平均在每期的30篇文章中就有3篇左右是与修辞相关的文章, 这不可谓不多矣。这表明修辞问题本身是文艺研究的重要对象。当修辞类文章遭主流语言学杂志冷遇的时候, 在文艺学领域却倍受关注, 其原因也正在于对修辞理解“狭义”和“广义”上的区别, 文艺学界不只是将修辞视为单纯的技巧, 从不把修辞看成“无足轻重的游戏”2, 而是在诗学或哲学范畴中加以对待。
在此有必要指出, 广义修辞学转向强调的不只是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它更是一种认识论, 因而无论是从修辞技巧出发还是从修辞诗学出发的研究, 都应当立足于将修辞视为人和文的生存境遇。从这一立场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文艺研究》中修辞相关文章是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以及修辞哲学的统一, 这也是广义修辞学转向题中应有之义。
篇名中出现“修辞”的11篇文章相似之处即在于将修辞技巧与修辞诗学或修辞哲学相结合, 明显是从广义的角度理解修辞的, 这样的研究不是就语言谈语言、就技巧谈技巧, 而是强调将修辞与话语策略、话语行动和话语效果相结合, 深入发掘内含于修辞之中的语言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或意识形态功能。《中国文学修辞研究:学术观察、思考与开发》 (谭学纯, 2009年第12期) 强调整合语言学界的修辞技巧研究和文学界的修辞诗学研究, 立足当代学术语境, 在学科碰撞中推动文学修辞研究的自我调整。该文敏锐地把握到目前文学研究在修辞领域重新集结的现象, 对文学修辞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身份符号: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李准〈李双双小传〉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 (2008年第5期) 将语言学-文学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成功对接, 正是这种文学修辞研究的先行实践。《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 (张清华, 2006年第7期) 一文则是将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相结合, 从“区段化”和“断裂式”时间修辞法出发考察了来源于“革命”和“现代性”两种观念的重叠纠结, 以及20世纪90年代民族传统“循环论”时间修辞的复现, 文章强调正是由于时间修辞方式的转变导致了文学叙事美学神韵的流转, 其中体现出个体生命体验方式的时代变迁。《叙述长度和语义———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一个修辞诗学问题》 (朱玲, 2010年第9期) 是修辞诗学与修辞哲学的统一, 文章指出小说长度所导致的语义量的变化, 引发小说文体质的变化, 这制约着小说的审美内涵, 同时也映照出人们对于事件及其发生语境的独特认知状况。《高晓声小说修辞艺术初论》 (王彬彬, 2015年第8期) 立足于作家的语言风格去探究小说修辞呈现出的美学意义。《欲望、换喻与“小它物”———当代汉语诗的后现代修辞与文化政治》 (杨小滨, 2011年第2期) 则明显是一篇修辞哲学的文章, 文章结合诗歌文本的修辞分析, 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为依据, 指出90年代以来汉语诗修辞学转化中符号秩序的内在创伤、美学同一性幻觉的破碎和主体整一性的崩溃。《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 (黄炳月, 2018年第9期) 则凸显了修辞的意识形态功能。《图像/图符修辞》 (蒋原伦, 2009年第10期) 考察了图像/图符作为一种时尚的网络表述方式在网络语言中发挥的修辞功能, 这一功能与新媒体时代人们的视觉享受、情感体验密切相关, 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从广义修辞学的角度而言, 一切语言问题都关涉修辞问题———尼采也认为语言本身“全然是修辞艺术的产物”3, 而对语言的理解也应该是广义层面的, 《文艺研究》所刊发的语言研究论文呈现了文艺界特别是艺术界在语言问题上的真知灼见。76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第一, 语言修辞技巧层面。这一类研究讨论技法问题, 偏重于艺术实践;第二, 文艺存在层面, 这一类文章偏重于理论反思, 考察语言作为文艺“存在方式”的重要意义;第三, 文化和哲学层面, 主要涉及文化交流、身份认同及主体建构等问题。这里很明显地也存在着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第一个层面基本是实践性的, 从广义的角度理解艺术的语言, 而采用的是狭义修辞学研究方法, 后面两个层面上升到理论反思, 属于广义修辞学范围。但是首先, 它们的同时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关于语言或修辞是“雕虫小技”的观点, 正如《中国当代艺术的语言困惑》 (蒋永清, 2007年第5期) 所言,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形式不是思想观念的传达工具, 而是艺术自身的要义所在, 如何表达和表达什么的二元对立造成的语言焦虑逼迫着中国艺术发生转折。其次, 也是至关重要的, 文艺领域特别是艺术领域对语言多维性的关注建立在一种认识论基础上, 即语言是文艺存在的“家园”, 这对于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来说是最为显豁的, 所以, 他们甚至是把语言的本体性当作一个不需论证的前提, 如《音乐在现代美学“语言转向”中的作用》 (牛宏宝, 2012年第3期) 一文中作者这样写道:美学领域的“语言转向”, 则不仅是美学的认识论和知识论问题, 而是审美活动和艺术的存在方式问题及其语言—符号呈现问题:一种诗性显现的言说如何可能?当文学界和语言学界的一些学者努力在说服人们对语言和修辞的理解要从技巧上升到诗学和哲学的时候, 艺术界却已经反过来要求将哲学贯彻到诗学和技巧中!这就表明上述第一点的“语言修辞技巧层”, 其实乃是语言或修辞认识论的感性形式显现 (研究“形式”和“结构”的文章对技巧的理解与此是大体一致的) 。其它一些理论文章也大都从文艺、主体的存在论或本体论角度来对待语言, 毫无疑问是广义层面的, 如《论历史流传物的语言性》 (金元浦, 2007年第1期) 、《元语言冲突与阐释漩涡》 (赵毅衡、陆正兰, 2009年第3期) 、《私有语言命题与内在心灵———维特根斯坦对内在论美学的批判》 (王峰, 2009年第11期) 、《哲学及艺术语言中的“真实”与“经验”》 (黄鸣, 2004年第7期) 、《论〈蝴蝶〉的思想超越与语言内省———一个历史的和解构主义的解读》 (张清华, 2015年第6期) 和《喉音的管辖———谢默斯·希尼诗歌中语言的民族身份问题》 (杜心源, 2013年第3期) 等。还有几篇涉及语言的文章则关注语言之于文艺的建构性及其美学意义。
在以“符号”为篇名的文章中有一半左右是将其与文化相联系。符号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修辞编码, 是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凝结, 从篇名中出现的“符号”一词所在的短语中就可以看出“符号”的不同寻常:身体符号、符号权力、符号政治经济学、符号斗争、符号认知、符号救赎……显然, 理论视野中的符号早已不只是修辞活动的“结果”, 它更是社会生活的建设者和支配者, 是修辞活动得以展开的基础和动力。在狭义修辞学中被称为辞格的“隐喻”“象征”等, 从《文艺研究》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 它们在文艺学界则被视为文体风格或认知方式, 人们关注的是其诗性特征、审美意蕴或哲学内涵, 如“隐喻”研究的对象包括:隐喻思维、身体隐喻、政治隐喻、文化隐喻。而至于“叙事/叙述”“话语”等这些本来就是修辞诗学或修辞哲学层面的, 不再赘述。
二、基于《文艺理论研究》的考察
我们以同样的关键词对同一时期《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文章篇名进行统计, 得到如表2结果:
表2《文艺理论研究》发表的与修辞研究的文章篇名关键词统计表
这些文章总计277篇, 去除重复的以及与修辞研究关系不大的, 共有245篇。这一时间段内, 《文艺理论研究》共发表学术文章大约2 250篇。这样统计出来的修辞研究相关文章大约占全部文章的10.1%。未进入统计的但和修辞研究相关的文章约有25篇, 如《庄子“卮言”与其“言”之观念论析》 (刘书刚, 2017年第1期) 、《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兵器喻笔现象———兼论文人制文对匠人制器的取喻系统》 (黄敏雪, 2018年第1期) 、《通感论》 (陈宪年, 2000年第6期) 、《以言去言:钱钟书文论形态的范式奥蕴》 (刘阳, 2004年第5期) 、《虚构之为以言行事:约翰·塞尔的虚构理论》 (冯庆, 2012年第4期) , 等等。加上这些文章, 《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以来发表的修辞学研究相关文章占全部文章的12%, 这一数据比《文艺研究》高出约2.6个百分点。
《文艺研究》横跨文学和艺术学2个学科, 而《文艺理论研究》则更为集中地刊发文学理论领域的文章, 风格略有不同, 但对修辞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修辞之广义理解等问题上是大体一致的。
从总体上看, 篇名中出现“修辞”的8篇文章是在与话语行动、认知或意识形态的关联中看待修辞的。首先, 修辞与话语行动, 这一方面的研究在话语实践及社会行动中考察修辞的主体建构作用。《国家修辞和文学记忆———中国文学的创伤记忆及其修复机制》 (朱大可, 2007年第1期) 可以看成是对文学行动的修辞研究。该文从符号修辞和风格修辞的角度细致分析了文学记忆如何在特定压力下调整自己以朝向国家修辞的, 文章对“隐喻”“寓言”“反讽”等辞格的运用不局限于技巧或文体的层面, 而是深入到主体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建构层面, 强调文学行动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促成了国家叙事的升华。不过文章最后还指出, 一种“新记忆运动”, 拒绝了国家修辞的书写原则, 以新的修辞试图对历史真相进行祛魅和还原———这仍然证明修辞与记忆、修辞与行动是不可分离的。《文学叙事和语言交流———试论西方的修辞叙事学理论和思想范式》 (肖锦龙, 2005年第6期) 对英美“修辞叙事学”的考察也关注话语行动问题。文章详尽论述了从布斯到费伦再到科恩斯等三代修辞叙事学理论的发展, 指出他们在将文学叙事看成是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方式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修辞叙事因而不再像法国叙事学那样只停留于文本建构层面, 而是成为一次次的语言行动。《修辞之恶———论奥古斯丁〈忏悔录〉对修辞学的批评》 (褚潇白, 2012年第4期) 首先指出奥古斯丁对修辞学批评的要点:批评人们运用修辞学并不以共同体福祉为语言的意图, 反而以个体的私欲控制共同体, 进而强调修辞与共同体、语言与共同意识之间的关系, 这表明修辞在社会行动中的重要性。
其次, 修辞与认知或意识形态, 这一方面的研究对应于广义修辞学的“修辞哲学”层面, 关注修辞活动与人的意识观念的互动关系。《转义修辞:一种现代性修辞观念的兴起及它的理论意义》 (谭善明, 2009年第5期) 主要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转义修辞观念在当代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这种修辞观念认为:任何话语的生成都是以审美的方式对本义的超越、反对和颠覆, 在解构一种认知观念的同时, 也建构了新的认知观念, 这些都是在修辞式的艺术中完成的。《反现代性与复魅之诗———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中的神话修辞》 (陈雪、刘泰然, 2010年第2期) 也是从哲学认知角度进行的修辞学研究, 文章指出海德格尔借助神话修辞, 将“艺术”这一本源与“古希腊”“故乡土地”两重本源结合构成了本源的三位一体, 修辞的意义在于对本真历史的召唤和开显。《“新满洲”的修辞———以伪满洲国时期的〈新满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刘晓丽, 2013年第1期) 则剖析了“新满州”修辞制造的意识形态, 并破解了其中的帝国主义逻辑。《表现修辞的二重性———从〈镕裁〉篇考证〈文心雕龙〉的写作意图》 (李包靖, 2015年第6期) 超越了《文心雕龙》研究的狭义视角, 从刘勰在作品中传达的“中国文化表现修辞”的结构特质、文化效能和儒家伦理责任出发, 揭示了作者写作意图中的道德责任感和生命关怀。《修辞政治:“温柔敦厚”的三个义涵———文学审美与伦理政治的有效融合》 (刘锋杰、范天阁, 2017年第6期) 一文指出“温柔敦厚”的文学传统不仅是儒家伦理、专制政治影响文学的结果, 也是文学审美对于儒家伦理、专制政治的一种修辞实践, 并对其修辞策略进行了分析。
由于受到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不同于艺术界将语言和修辞当作不需论证的前提, 文学界曾长期将语言和修辞视为传情达意的工具, 即使在语言论转向以后, 语言和修辞的本体性似乎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事实, 狭义语言观或修辞观在文学界的影响比艺术界要大很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文艺理论研究》刊发的两篇带有分离论色彩的研究语言的文章, 都超越了自己预设的语言工具论的前提。《艺术语言作为审美创造的媒介功能》 (张晶, 2011年第1期) 从“物质化媒介”的角度理解语言, 从而把语言视为由内而外, 因虚致实的审美创造工具, 但是在结合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展开分析以后, 文章最终发现: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语言, 不是静止的结构, 而是具有充分的动态功能, 具有充沛的动力因素, 这种活的语言是主体世界与外在世界相契合的结果, 因而是具有生命感和整体结构的———从工具论走向了本体论!《论刘熙载对文学语言表达技术的研究》 (徐林祥, 2011年第1期) 的立论基础则更为传统:要重视文学语言如何载道或表达技术的研究, 这显然与研究对象“刘熙载”的思想有关, 在对技术展开研究之后, 文章最后却领悟到:语言既是文学的载体, 又是文学的本体。《工具和本体:庄子美学的语言观》 (颜翔林, 2013年第5期) 指出了庄子语言观表面上的矛盾之处, 但作者指出庄子在对语言的工具论和本体论的批判和反思中, 将语言的工具论转换为本体论, 并将语言的审美和诗意的表现力提升到极高境界。更多的文章是从修辞诗学的角度关注语言的诗性或审美性, 如《论文学语言的诗意逻辑》 (顾祖钊, 2006年第1期) 、《语境与文学语言的诗意创造》 (马大康, 2003年第3期) 、《对可能世界的探索与呈现———语言功能的审美归宿》 (张宝贵, 2008年第1期) 、《论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 (王卫英, 2008年第1期) 等, 还有一些关注语言哲学问题, 如《“言”与“道”———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 (陈伯海, 2009年第1期) 、《语言陌生化与生存新维度》 (马大康, 2005年第2期) 、《语言的知识考古学和政治经济学———福柯和杰姆逊论语言逻辑的转换》 (朱康, 2009年第1期) , 等等。
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对每个关键词一一展开了。大体上说, 关于“形式”“结构”“叙事/叙述”的文章基本上是和修辞诗学相关的, “言意”关系本身就有哲学意味, “文体”则是技法与诗学或哲学的结合, “隐喻”“寓言”等也是和文体或认知结构相关。
三、基于“修辞学大视野”的考察
以上是对文艺学界两种重要刊物从广义修辞学角度所进行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从两个方面见证了文艺学研究的广义修辞转向:其一是对修辞相关问题高度关注, 其二是超越了狭义修辞观, 而从文学、美学、哲学等层面对修辞相关问题作出了多维探索, 修辞的工具论观念让位于文本、主体和世界的本体论认识, 修辞作为“文的生存”和“人的生存”之根本境遇而出场。当然, 有些文章的作者从学科分界上说是属于语言学的, 他们向文艺学界的延伸本身就意味着其修辞观念必然是广义的。反过来, 由于修辞问题在文艺研究领域的重要性, 文艺学学科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语言学界的修辞研究状况, 从而产生了一定的互动和交流, 这对于打破学科界限、推动学术发展意义是极为重大的。2003年9月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行的“首届中国修辞学多学科高级学术论坛”就汇集了语言学、文艺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在不同学科的碰撞和交融中修辞学被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作为广义修辞学理论主要阵地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修辞学大视野”专栏也吸引了一些文艺学的学者加盟, 比如孙绍振、陈良运、赵毅衡、郑国庆、余岱宗等等。
“修辞学大视野”栏目主要发表汉语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界以及外语语言学界的修辞文章, 自2003年第6期创立, 到2018年第4期已开设50期, 共发表文章199篇, 具有文艺学身份学者的文章22篇, 占11.1%。
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包括:修辞、意识形态、话语、叙事、审美、认知、隐喻、文体、传播等, 从表面上看可以区分为语言表达形式和语言表达内容, 但这种二分法容易再次陷入狭义修辞学的困境。实际上, 在这些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相对一致的文章中, 传递出一种重要信息, 这一信息正体现了广义修辞学独特的理论品质:即修辞不仅是审美、也是认知和意识形态得以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动力, 语言或文本正是因其修辞本性而成为人的存在“家园”。《现代汉诗语言三说》 (陈良运, 2006年第1期) 一文就结合海德格尔的诗意语言观对当下诗歌“语言的荒疏”及人的生存困境提出批判和反思。《论转义修辞在话语活动中的审美认知作用》 (谭善明, 2007年第3期) 剖析了人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和构造观念, 转义修辞促成了认知世界的形成同时也在审美愉悦中不断更新认知。《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 (余岱宗, 2005年第3期) 和《〈三国演义〉:小说叙事修辞与意识形态》 (余岱宗, 2006年第6期) 两篇文章则强调文本层面的修辞并不是纯粹的语言技巧, 而是与特定意识形态相关联 (“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也是广义的) , 从而产生了修辞的审美“幻象”, 最终影响甚至改变了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知。此外, “个性主义”和“艺术隐喻”这样的提法更是事先将修辞预设为人的行动方式和思维方式, 将人生“修辞化”了。
新闻传播涉及传播的主体、受众和媒介等问题, 其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成为广义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国内外学术界也越来越重视研究新闻传播的修辞问题。与狭义修辞学关注话语信息、传播路径和传播效果等不同, 广义修辞研究还注重探讨传播活动中主体与受众状况及其观念建构问题。《新闻不可能是“不可靠叙述”》 (赵毅衡, 2013年第1期) 一文从意义与道德距离和客观距离的差别出发, 区分了不真实、不可信叙述和“不可靠”叙述, 进而指出新闻叙述中的主体具有人格上的统一性, 因而不可能是不可靠的。《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跨文化大众传播》 (钟晓文, 2016年第4期) 从传播话语的选择与建构、传播文本文体的选择与建构和传播主体的精神建构3个层面对跨文化大众传播中的修辞行为进行了分析, 并强调传播话语对接受者文化认知和集体记忆的建构作用。《“儒教”的跨文化认知与传播:语义变异与幻象建构———〈教务杂志〉 (The Chinese Recorder) 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 (钟晓文, 2014年第3期) 更是明确地剖析了认知主体通过文本不同层面的建构, 制造并传播特定的修辞幻象。
修辞的本体性是这些文章在修辞理解上的共同倾向, 这也是文艺学界对修辞之“广义”理解的主要层面。这与尼采有着莫大的关系, 《论古典修辞学与尼采早期的修辞观》 (谭善明, 2012年第2期) 描述的尼采的修辞本体论, 在20世纪西方重要思想家如巴特、福柯、德里达、德曼、怀特等人那里同样可以看到, 这是修辞学复兴的重要内容。但是尼采对真理、道德、宗教等修辞话语的批判影响同样也是很大的。有些文章也对修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突破现成话语》 (孙绍振, 2003年第6期) 和《修辞与意识形态》 (郑国庆, 2004年第5期) 即对修辞在话语中体现出来的稳定性、保守性和虚假性进行批判, 强调要突破现成话语的藩篱, 找到个人介入社会的方式, 这也就是回到“修辞立其诚”上。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人不可能逃离意识形态, 更不可能没有修辞, 关键之处仍在于, 不能让修辞成为言说的工具, 而是要在修辞中使生命得以彰显和绽放, “意识形态靠修辞术的瞒天过海达其目的, 而修辞同样蕴含着解放思想桎梏的力量———无论是强调修辞的本体性还是意识形态批判, 其要义都指向这一点, 这也是广义修辞观念的旨归。
四、结语
期刊记录着学术话语的变迁, 其本身便是一个巨大的信息系统。通过上述从广义修辞学视角对特定期刊相关信息的整理、统计和分析, 我们发现, 虽然各有其理论侧重点, 这两种期刊和一个专栏的修辞学文章有着相似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倾向。文艺学界对修辞学重视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得要高, 他们对修辞的理解也更加宏观和深刻。最后再从广义修辞视角对这些期刊反映出来的文艺学修辞研究的主要特点作简要概括:
第一, 语言、修辞、形式、话语、符号、叙事等是文艺学界修辞研究的核心关键词, 它们是文和人存在的共同“家园”;
第二, 文艺学界较为轻松地从修辞工具论中走出来, 对修辞本体论有着深刻的认识, 这是文艺学领域广义修辞研究转向的核心内容;
第三, 从传统文学语言研究到艺术风格研究, 再到新媒体研究 (如“图像修辞”“符号修辞”) , 修辞学的内在潜能逐渐显露, 广义修辞研究响应了时代的召唤;
最后, 文艺学界的广义修辞转向的理论倾向体现为:在方法论上消除了形式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对立, 在认识论上抹平了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鸿沟, 这与中国古代文论中物我同一的追求, 以及西方20世纪文论破除二元对立传统的呼声是一致的, 并且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 广义修辞研究带来了理论创新的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注释：
1 谭学纯, 朱玲:《广义修辞学 (修订版) 》,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第42页。
2 南帆:《文学的维度》,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92页。
3 尼采:《古修辞学描述 (外一种) 》, 屠友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20页。
广义修辞学视角探析《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网站内容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Copyright © www.yuan0.c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共享时代 共享你我他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