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本文关键词：儒学，古代文学，影响
儒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本文简介：摘要：历史上，儒学与越南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是民间知识分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儒士情怀，还是越南宫廷文学的志趣表达，很大程度上都是深受中国儒学浸润的结果。而这种文化的渊源，在越南古代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忠君意识、忧患意识、积极进取、修己安人等儒学思想的精神内核，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淋漓尽
儒学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本文内容：
摘要：历史上，儒学与越南有着密切的联系。不管是民间知识分子身上所表现出的儒士情怀，还是越南宫廷文学的志趣表达，很大程度上都是深受中国儒学浸润的结果。而这种文化的渊源，在越南古代文学中的传播与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忠君意识、忧患意识、积极进取、修己安人等儒学思想的精神内核，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关键词：儒学；越南古代文学；儒士情怀；文化建构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典范形态之一，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儒家思想首先向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传播，并逐渐渗透到当地的主流思想和价值观中。本文着重探究儒学对越南文人及其文学的浸润与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反观文学作为一种泛文化样态，对越南民间的文化建构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主要表现。
一、儒学与越南的渊源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其自身的光芒不仅照亮了中华民族的漫漫长夜，而且日渐成为世界各民族的精神给养。儒学在时空的不断转换中渗透到波诡云谲的政治、文化、伦理、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因此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伴随着国际交流和频繁移民，身份归属和空间地理的多重变换，儒家思想也开始了世界的旅行。而且这种旅行并非始于当下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球村时代，而是从它诞生之初便开始了向周边的辐射，传入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这既是先人的文化自觉，也是历史风云激荡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可谓占据了地缘优势和情感优势。而且，学界一般认为：“越南民族的祖先，是分布于中国华南的百越的一支——骆越人”[1]。故而，越南得以全面接受儒学的浸润并广为传播。这一历史上的渊源，也让后世不难理解建国之初的越南，最先使用的是汉字，而不是后来才出现的国语喃字，可见儒学对它的影响之深、之大，以至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成了“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越南文人儒士的处世准则”[2]和人格理想。儒学对越南古代文学的影响深远。“1075年，立国后的越南李朝仁宗，派员赴宋，仿宋制第一次开科取士，首考儒学。尔后，越南立国学，建文庙，行孔教，蔚成风气，儒学成为了越南社会的根本学说、固有伦理、国粹、国学、正学……”[3]这一系列举措都在印证着儒学在越南历史上的文化正统地位。可以说，“越南推崇儒学，与中国比有过之而无不及”[4]。尤其是在儒学教育与科举取士方面，完全因袭了中国的人才教育方式和选拔制度。如此上行下效，久而久之，儒学作为正统的国学，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越南政治、文化的风向标，不论是民间文人的儒士情怀，还是宫廷文学的帝王之尊，无不如此。
二、越南民间文人的儒士情怀
民间文人自觉的文学创作和以帝王为首的宫廷文学的盛行，两者共同作为越南古代文学史上的双壁，遥相呼应。因此，儒学则成了他们打破身份界限，达成思想共鸣的对话基础。从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学作品来看，不仅“文以载道”的思想一以贯之，而且“儒学传播就是人学传播”[5]的观念也早已作为人们的共识深入人心。这是因为，儒学从本质意义上说，其核心内容就是围绕人与他人、与自己、与社会、与宇宙等方面建构的“人学”链条。人作为儒学传播的主体和受体，既是人际传播的信息发出者，也是自我传播的内容生产者。不论身处乱世，还是幸遇盛世，广大的知识分子要么著书立说，传达圣人思想；要么放弃闲云野鹤的隐居生活，积极入世，辅佐帝王，兼济天下。这种儒学思想在越南古代文学史上可谓旗帜鲜明，出自本心，且代代沿袭。不难理解，“儒士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文学作品”[6]，并借助作品，春风化雨，托物言志，尽显儒士情怀。陈光启、范伍老、范师孟、阮秉谦、阮飞卿、莫廷之、阮廌、冯克宽以及万行禅师、满觉禅师等诗人的文学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忧患意识、忠君意识、仁爱意识和修己安人等儒学内质，皆是越南古代文人中儒士情怀的典范。越南的古代文学，从时间之维来看，涵盖了公元3世纪前后到19世纪中叶。在形式和内容上，经历了中古时期（即公元3世纪前后至13世纪前后）的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嬗变；从古代神话、民间歌谣、早期的汉文学到近古时期（即13世纪前后至19世纪中叶）的宫廷文学、民间文学与市井文学。其中，“神话传说是东南亚早期口头文学中最主要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7]。从整体上来看，13世纪以前的“越南汉语文学与我国文学作品形式上几乎没有差异”[8]，只是内容和格调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此外，“中古越南文学的突出特点是与中国文学密切相关”[9]。公元10世纪中叶以前，越南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学。虽然在吴权起义之后建立了独立的王朝，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汉字仍为越南通用的文字，公私文牍皆用汉文”，可以说，“越南书面文学的滥觞是汉语文学”[10]。“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中既有富于民族特色的审美体验和感情蕴蓄，更有古人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人的价值的审视，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等”[11]。这些儒学最为推崇的思想内核，都为越南知识分子所吸纳，并或隐或显地体现在诗作中。就越南古代诗歌领域的创作而言，儒学思想的彰显，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之志上。以传之久远的唐律体《苏公奉使》一诗来说，它以我国汉朝时期广为流传的苏武牧羊的故事为契机，歌颂了苏公奉命出使匈奴，风餐露宿19年却不曾叛国辱志。纵使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纵有高官厚禄的不时诱惑，他依然对君王的信任感念在心，对大汉王朝始终忠贞不贰，矢志不移。而这种坚定的立场和坚强的意志，要归于儒学的政治伦理和君臣之义。其次，彰显了历代文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建功立业作为儒士情怀的重要内容，在越南古代边塞诗中同样屡见不鲜。14世纪的杰出诗人兼外交家范师孟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越南文学史上可谓无人能出其右。他既是文人又是武将的身份，使他的诗中彰显了保家卫国的责任感和英雄气概。其尚存的代表作《上嶅》：“偏裨小校拥辕门，左卧弓刀右属鞬。万马千兵巡界首，高牙大纛照丘温。关山险要明经划，溪涧潘屏广抚存。白首凉州危制置，一襟忠赤塞乾坤。”将诗人不惧艰难、运筹帷幄的英雄本色和保家卫国的赤胆忠心，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次，充分表现忧国忧民的意识。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命和人民生命生存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1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它代表一种高尚人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13]。越南古代知识分子执着于把这种忧患意识融入诗词歌赋中。显然，这也是深受儒学浸润的必然结果。有学者认为，“中国忧患意识之所以孕育，是基于宗教的人文化、圣王的分裂化和士的自我觉醒。忧国忧民之心是责任意识、承担意识得以生发的活水，是自我关怀和群体关怀的博大情怀”[14]。这种博大的情怀，让文弱书生在《中津馆寓兴》中长叹“满目干戈苦未休”，但是没有对时局彻底地悲观失望，其“道非身外岂难寻，况又相期志气深。君父纲常自古在，孝忠誓不负初心”的诗句，尚有维护儒家的伦理纲常之心。最后，表现了修己安人的境界和修养。所谓修己安人，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提高自身修养去做一个造福于民的谦谦君子。其实，“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15]。这在全面接受儒学思想的越南民间同样是读书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理想。冯克宽在1597年出使中国时，挥毫写下了“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交邻便是信为本，进德深惟敬作舆”（《皇越诗选》卷五）的佳作，成为中国、越南与朝鲜友好交往的永恒见证。可见，诗人早已将德行与信义视为睦邻友好的基本原则。从个体而言，这也是君子之交的基本素养和安己修身的一个直接体现。
三、越南宫廷文学的儒学表达
中国的儒家文化于越南自身的文化建构而言就像是一种遗传基因，不仅深刻浸润着越南民间的文学创作，同时也长期影响了以帝王为首的宫廷文学的创作。以陈朝来说，从初陈到盛陈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宫廷之中就培养了诸如黎文休、张汉超、笵迈、范遇、阮忠彦和莫廷之等大量的人才。而且“随着以诗赋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的加强，儒士们研修汉文，随之带来的行卷之风日甚，这也促进了以汉诗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学的成熟”[16]。陈太宗作为陈朝的第一位皇帝，更是躬亲示范，且尤工汉诗，并著有《太宗御集》。紧随其后的陈圣宗、陈仁宗等帝王，对汉诗更是喜爱有加。在帝王们的大力倡导下，汉文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在儒学已经浸润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环境中，越南上至帝王，下至文臣武将，皆有不少佳作流传。尤其是“历代帝王能文善诗，似乎形成了一种传统，成为越南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也是越南汉诗创作的一大特点”[17]。在宫廷文学的创作队伍中，黎朝的黎太祖、黎太宗、黎宪宗均有汉语诗作问世。尤其是黎朝的第四代皇帝黎圣宗，他堪称封建皇帝诗人中的杰出代表。同时，他也是越南历史上功绩最卓著的一位皇帝和15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诗人。他以儒学之法为尊，崇文尚武，被誉为“真英雄才略之主”。在教育领域，不仅倡导儒学，定乡试之法，改革会试，而且还亲自主持各期廷试，选拔人才。此外，他还将考中进士的名单镌刻在石碑上，并将其树立于文庙内。在帝王的大力倡导下，以儒学为中心的学术发展注定蒸蒸日上，尤其“儒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最大”[18]。此外，黎圣宗身为九五之尊，他还亲自组织了越南文学史规模最大的文学组织——骚坛会，其本人更是以“骚坛元帅”自称。他常与文臣宿将吟诗唱和，为后世留下了《春云诗集》《古今宫词诗》《英华孝治诗集》等多部诗集，这一举措直接将黎朝的宫廷文学推到了顶峰。作为盛世帝王之一，黎圣宗在他的诗文中，自然免不了为他的贤明治理和歌舞升平大唱赞歌。歌功颂德作为宫廷文学的首要职能，与中国的宫廷文学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中国儒学、文学对整个越南的巨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以黎圣宗为代表的帝王们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下，整个越南的文学事业走向了繁荣昌盛。而诗歌的蓬勃发展更是蔚为大观，堪称宫廷文学的一枝独秀。当然，这也得益于儒学所推崇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社会职能。因此，对诸多帝王而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9]的儒学箴言，既是他们治国理政的崇高追求，也是他们借助文学创作、传播儒学真谛的初衷之一。实际上，越南的最高统治者们十分清楚：文学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构成因子，文学的道德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都是在一定的文化里得到表现和认定”[20]。
四、儒学对越南民间的文化建构
综观当今世界，各种汉学热的兴起和汉文化圈的扩大，更是文化无国界的印证和儒家思想深入民心的见证。只是就儒学本身而言，不同的国家和地域会有不同的传播与接受方式。但从传播学自身而言，一种文化或信息的传播，一般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模式。而且各个模式之间往往彼此渗透交融，而并非楚河汉界般界限分明。以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来看，正是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模式的共同作用，使得儒学自上而下地深刻影响了越南的政治体制、社会风俗、伦理道德等多个文化领域。而文学这一植根于社会生活而又终究受制于意识形态规约的泛文化样态，作为一种最重要和最有效的传播媒介，对儒学在越南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与推进，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越南文人的儒士情怀和儒学对越南宫廷文学的影响，都是以文人、帝王等信息主体构成的组织传播和自我传播的话，那么儒学对越南民间的文化建构，则属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典范。对于越南的民间文化来说，儒学的伦理纲常和礼仪规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移风易俗作用。尤其是在两汉三国时期，越南的社会风俗极其落后，毫无长幼尊卑和男女有别的伦理观念。这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可见一斑；在婚姻形式上，更是原始群居一般，如“兄死，弟妻其嫂”的转婚制，毫无人伦之序可言。而“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的日常陋习，更是不知礼仪，不懂羞耻的民间常态。为了改变黎民百姓“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蛮夷之状，也为了唤起广大民众的羞恶之心和礼义廉耻，地方官员一方面采取儒家所主张的“教其耕稼、厚生养民、富而教之”的民生主张；另一方面开始设立学校，以儒家经典教授礼仪，传播儒学观念，定制婚丧嫁娶之法。总之，深受儒学影响的地方官员在“实行儒家治国安邦、富民教民方略”的同时，也在大力缝制各种“冠冕衣服”，积极“推广中原的服饰，使老百姓明廉耻、别尊卑，初步形成比较文明的生活方式”[21]。此外，为了让儒学的推广更加普及，阮朝皇帝还经常以御赐牌匾的形式，对敬仰祖宗、尊亲侍孝且表现突出的孝子贤孙予以表彰，并以此引起人们的重视。只不过其初衷，依然还是“用儒家的仁义礼智和忠恕孝悌来规范老百姓的言行”[22]，以期建构整个民间的孝廉观念、伦理之序和文明之气，创设儒学文化景观。此外，随着中原的连年征战，大量贵族、难民和商人开始纷纷涌入越南，并在当地定居娶妻。这一庞大而又复杂的汉文化传播群体，带着浓重的儒学思想和各种先进的生活、生产方式，逐渐与越南当地的民风、民俗碰撞、融合。尤其是在学校教育的大力推行和科举制度不断正规化的黎朝时期，统治者更是不断向民间灌输儒学的基本观念，甚至不惜以法律的手段让人民遵守儒家的伦理规范。故而，在越南民间，也不乏夫死妇随且被皇帝事后嘉奖的烈女故事。今天看来，此举虽不值得提倡，但儒学对越南民间女子的影响之大，近乎到了信仰的高度。可见，“儒学与民间信仰之间存在互动，且这种互动是以毛细管的作用力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23]。而不仅仅限于文人和帝王，越南民间的普通百姓也深受影响。
作者：彭翠 韦永恒 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省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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