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 辉煌的人生 本文简介：
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这是刻在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墓前一张石桌上的一句话。四四方方的石桌用著名的清涧石板磨就，配有四张石凳，供拜谒路遥墓的群众歇息和课后来此读书的延大学生休憩。朴实无华的石桌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平凡的世界》责任编辑李金玉捐献。《平凡的世界》和《人生》是路遥
平凡的世界 辉煌的人生 本文内容：
平凡的世界
辉煌的人生
“平凡的世界，辉煌的人生”，这是刻在延安大学文汇山路遥墓前一张石桌上的一句话。四四方方的石桌用著名的清涧石板磨就，配有四张石凳，供拜谒路遥墓的群众歇息和课后来此读书的延大学生休憩。朴实无华的石桌上面还有一行小字：《平凡的世界》责任编辑李金玉捐献。《平凡的世界》和《人生》是路遥生命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石桌上的话是对路遥42岁短暂一生的总结，也表达着我对路遥深深的悼念之情。
翻开书柜里那套初版的《平凡的世界》，纸已经有些发黄了。二十多年了，恍惚就在一瞬间，当年出版《平凡的世界》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一
我和路遥第一次见面是1986年春天，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两年多，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一心想干一番大事业。我的这番雄心来自于一次偶然的刺激。
记得我1983年8月刚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报到，第二天就被派到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站去种树，因为我是编辑部年龄最小的，种树按年龄大小轮着去。一天，我和出版部一位姓陈的老同志正挖树坑，有位中年人过来帮我们，他和老陈很熟，好像也姓陈，是我们单位开车的司机。他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文联出版公司的，他很疑惑，出版公司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说是刚来的。他看了看我又问：你认识咱公司谁呀？我一愣：谁也不认识呀。他很奇怪地盯着我：那你认识文联谁呀？我更诧异，不知他为啥这么问，就说：我谁也不认识！他不相信：不认识人你能进文联？我说我是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他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哦，我说呢。接着他说咱单位的人都是有关系的，好多都是文艺界名人的子女和亲戚，连扫地的都有来头，你这样没关系的外来户要想站住脚，就必须得做出一番事业来，你有了成就别人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当时我感到很震惊，我出身于工人家庭，是那种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三门学生"，本来对走进社会就有些迷茫和恐惧，现在这位陈姓同事的一番话令我深受刺激，精神压力很大。我没有任何依靠，一切都得靠自己。那时候，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一番成就来。有压力的同时也有了动力，陈姓同事的话对我是一个良好的刺激，同时一些老领导、老作家的话对我影响也很大。记得当时的编辑部领导对我说：编辑，既要是一个杂家，还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老作家，当时的湖南文联主席康濯曾对我说：“人家不了解你，怎么敢把稿子给你？你首先得和作家做朋友，人家了解你了，自然就会把稿子给你了。”编辑书稿要涉及各个学科各个门类的知识，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作者，我的知识水平显然差得很远，而且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往，看来，要想做个好编辑困难重重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我在工作中就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拓宽知识面，以尽快地适应编辑工作。
我所在的编辑室是分管北方的，我负责西北片。西北片的重点是山西和陕西，作家比较集中，不少是获过全国奖的实力派。当时组稿的重点是长篇小说，名家的长篇小说各出版社都在抢。
1985年秋天我到西安组稿，当时陕西作协正好开一个会，陈忠实、邹志安等平时不在作协住的作家都来到作协开会，我和他们见了面，唯独没能见到路遥，当时他正在铜川煤矿写《平凡的世界》（当时叫《普通人的道路》）。那次我本来想去找他，但因为一直下雨没能成行。会议间隙，我和陈忠实、京夫、邹志安等作家聊天，了解他们有无创作长篇小说的计划，向他们介绍我们出版社的情况，因为我们出版社是1983年成立的，是一个年轻的出版社，很多人都不了解。我答应回去给他们寄些我社出版的书。回京后，我如约给他们寄书、写信，加深沟通和了解。
1986年3月，陕西作协的朋友透露，贾平凹正在写长篇。于是我第二次去西安，这次终于见到了路遥。在这之前，我对路遥的了解仅仅来源于《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等作品。特别是《人生》，还是在上大学时读的，当时这部小说影响很大，在社会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人生的大讨论。后来又看过《人生》电影，对周里京扮演的高加林印象极深，我想象中的高加林就是那个样子。我和路遥见面是在《延河》编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与我想象中的“高加林”完全不同，他个子不高，身材略显“丰满”，穿一件棕色的开衫毛衣，黑黑的圆脸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一只镜片已经破碎，镜片后面的眼睛微微眯起，好像在审视，又好像在思索。这形象让我联想到一只“棕熊”。后来我曾戏谑地把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告诉他，他哈哈一笑，从此以老熊自居。那次见面让我惊讶的是，36岁的路遥两鬓已经斑白，一脸疲惫和沉重，好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他正在修改誊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我向路遥组稿，他笑而不答。我没有气馁，第一次见面，他对我不了解，对我们出版社也不了解，自然不会轻易答应。
这次我的主要任务是说服贾平凹把他正在写的长篇小说《浮躁》（当时叫《州河》）给我，经过很艰难的努力，贾平凹基本答应。我要和他签合同，他说先已答应上海一家出版社了，现在跟我签合同让别人知道不好，我也体谅他的难处，毕竟失信于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没逼他签。他给我写了份“保证书”，说“6月份具体答复，尽一切力量给贵社，现做一些手脚”，我就回北京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得知作家出版社一个女编辑到西安找贾平凹约稿，于是第三次到西安，在作协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追到一个县里找到贾平凹，拿到了前三分之一的稿子。回到西安等待贾平凹写完全部的稿子。当时我住在陕西作协院内一间简陋的客房里，一块五一天。虽然这里条件差，但可以每天和作协的作家们见面，便于打开工作局面。白天，大家忙于各自的工作；晚上，和几位作家朋友聚在《延河》编辑部的一间办公室里谈天说地。有时，聊得饥肠辘辘，便出去到夜市上吃羊肉串，然后回来喝茶，以消化肚里的羊肉。或者熬一锅玉米糁粥，打开一瓶西凤酒，一人一口传着喝，喝得兴起，便唱歌。路遥在写作间隙，也来参加我们的“沙龙”聚会。他不太爱说话，但一说话，总能引起大家注意，特别是他用陕北话讲的笑话，令人捧腹，他的幽默给大家带来了欢笑。那些笑话后来我也给别人讲过，但效果很差，好像只有用陕北话讲才能出来喜剧效果，用普通话就没味道了。这时候，我和路遥彼此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我知道路遥出生在陕北一个道地的贫苦农民家里，他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他说他的父亲个子矮小，忠厚木讷，母亲则相貌出众，精明能干。他说自己更多地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并怀疑自已身上有匈奴人的血统。说到陕北家乡，他一脸的向往，眼里流露出温情和眷恋，并许愿等空闲了带我到陕北逛逛，吃他妈做的陕北饭。谈到他的创作，路遥告诉我，在他很年轻时，就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在40岁之前一定要干一件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或者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人生》发表之后，他就开始准备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的创作，仅是翻过期报纸，就磨得手指头脱皮流血。为了了解矿工们的生活，他和矿工兄弟们一起下井挖煤，一样的工装，一样黑漆漆的脸，分不出哪个是作家哪个是矿工。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部小说更真实。就这样经过三年准备才动笔写作。他说写这部长篇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写普通人，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他们的心灵轨迹。路遥向我介绍了这部长篇的大致情节和结构，并背诵了书中的部分段落。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路遥还唱起了书中的陕北民歌，他叫它“田润叶主题歌”：“正月里冻冰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飘，水上飘来想起我的哥，想起我的哥哥等一等我。”这时，我发现他的双眼闪着晶莹的泪花。
贾平凹的《浮躁》，我最终没有拿到全部书稿，连手里的三分之一也被人用计骗走了，只剩下书前的引子。好在我的真诚感动了路遥，他终于决定把《平凡的世界》交给我。
我等着路遥的书稿写完，这期间，还是每天和作协的朋友们在“沙龙”聚会，谈天说地。那是一段难忘的快乐的日子，至今想起仍很怀念。
路遥的作息时间与常人不同，他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吃饭也不讲究，进入写作状态常常顾不上吃饭，或者馒头就大葱地瞎凑合，但他在创作上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计划每天写几千字，必定要写完才休息，绝不偷懒。书稿必定要一笔一划地亲自誊写，绝不请人代劳。
6月，我拿到了誊写得工工整整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书稿。我被这部长篇小说的宏伟气魄和深刻内涵所震撼，我感到这就是路遥的气魄，路遥的风格，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大手笔”。我把合同放在路遥的面前，他欣然提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二
我带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书稿回到北京。然而，这部书的出版并不是一番风顺的。我的领导认为我丢了贾平凹的《浮躁》，拿回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这使我很郁闷。其实这位领导的态度有一定代表性。当时，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人生》虽然先后获得了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且《人生》也激起了文坛和社会的强烈反响，但一向低调的路遥与贾平凹相比，在某些人心中的分量显然不够重。而且当时有人认为，《人生》是路遥不可能超越的高度。路遥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这又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究竟能不能完成这个包括3部6卷，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呢？即使能完成，会不会像有些多卷本长篇小说那样虎头蛇尾，越写越弱呢？这些都是悬念，都是未知数。另外，路遥采取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被一些人看做老土、过时，当时正是现代派时髦的时候。因为这些原因，《平凡的世界》并不被一些人看好。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拿到稿子之前，北京一家著名出版社对这部作品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一家大型权威刊物的一位编辑在西安看了三分之一就扔下走人了。当时我承受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我不能辜负路遥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我也不能得罪我的顶头上司，在两难之中我始终坚信我最初的判断：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作品，书中表现的经历苦难的人们不向苦难低头、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美好的道德情感深深地感动着我。在我的坚持和翰旋下，《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于1986年以精、平两种版本出版发行，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的规格了。书的封面是路遥和他陕北的朋友艾生共同研究、反复修改设计的，路遥比较满意，认为“大方、朴素，和我的风格和书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他“极希望能用这个封面”，于是社里尊重了他的意见。《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文学评论界反响比较冷淡。在随后召开的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认为第一部的人物出场太多，情节尚未展开，也有的评论家给与这部作品热情中肯的评价。热情也好，冷淡也罢，路遥不为所动，又一次孤独地以近乎宗教朝圣般的狂热投入到创作中。这次他是躲到陕北的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里，仍然是以苦行僧的方式来朝拜心中的文艺之神。
1987年春天第二部初稿终于完成，路遥接到中国作协通知去西德访问来到北京，我帮他采买出国必需的物品，他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回国后，他送了一件礼物给我。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蓝色盒子，他说是花20马克买的化妆盒。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四件东西：一盒百雀羚似的fa牌铁盒香脂，一瓶fa牌滚珠止汗露，一盒创可贴，一盒透明胶带。看着这些东西我忍不住笑起来。当知道这些花花绿绿的是些什么东西时，路遥也很尴尬地笑了。语言不通，白花了冤枉钱，20马克，当时相当于40块人民币。出国的外汇本来就很少，他还想着给我买礼物，让我很感动。后来，陕西作协的朋友告诉我，路遥也给他们每人都带了礼物。
回到西安那间小黑屋里，每天早晨照样从中午开始。有谁知道，此时的路遥正在忍受着常人所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无论是精神上的孤寂还是肉体上的病痛，我们都无法为他分担。在他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声里，第二部终于誊写完毕了。“稿件完后，第二天身体和精神就崩溃了，整个胸腔似乎没有了支撑，出气异常困难。即去看中医，断为劳心过度，开始煮药吃，办公室由战场一下变成了医院。我无力再做其他艰巨的思考，整天像白痴一样呆坐着，或幽灵一般在城墙根下徘徊。我知道我对自已过于残酷，伤得太深了。好在人参什么的中药一上，这两天大有好转，有时像好人一般。”这是路遥1987年6月24日给我的信中描述的他自己的情况。实际上他的身体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吃了人参什么的中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后来到陕北找到一位老中医，经过调理才慢慢好转。
这个时候，谁都不知道他得了严重的肝病，不知道他自己是否知道，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如果他知道，那他就是在和时间赛跑和生命赛跑。
当身体略有好转，他就迫不及待地投入第三部的写作。
第二部的出版因为有第一部在先所以比较顺利。第二部小说情节已经展开，人物更加丰满鲜活，我对这部长篇小说更有信心了。
这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节目已决定在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从此每天中午十二点半，李野墨那独特的带有磁性的声音把《平凡的世界》带入了千家万户。路遥在写给小说连播的责任编辑叶咏梅的文章里说：“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带病闷在暗无天日的斗室中赶写第三部。在那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我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萎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会严厉地警告我：亿万听众还在等着你如何做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继续向前走，千百万听众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1988年6月1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5月25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6年的工作画了句号。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到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与生命赛跑的路遥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平凡的世界》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写道：“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这也正是此刻我想说的话。”
稿件复印一式两份，一份交电台，一份送到我的手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张播录的同时，我也在抓紧时间进行编辑校对。
那时候还不太重视图书宣传，但电台的播讲无疑起到了广泛传播的作用。小说连播了130天，李野墨声情并茂的播讲，让《平凡的世界》打开了千千万万听众的心扉。陕西师专一学生代表全班来信说：“我们把中午12点半当作了学习之余最大的生活享受，每天都在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为主人公之悲而悲，之喜而喜……”一位甘肃的高中生来信说，他家住农村，离学校8里地，自从《平凡的世界》开播后，便深深吸引了他。为能完整地听完这部书，他每天一放学就往家跑，冲进房门，打开收音机，然后才平静下来，一边听一边吃饭。四个月下来，他的长跑成绩竟在校运动会上拿了名次。北大力学系研究生蔡定正在写给电台的信中说：“小说《平凡的世界》以黄土高原的落后村庄双水村为背景，以双水村几代人的生活经历与变迁为线索，向每一位读者和听众展现了一幅发生在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令全世界震惊，令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激奋、惊愕、彷徨，连思考及评价都来不及的迅猛而深刻的变革图画。在这幅浩大的变革图画中，有美的、丑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这幅变革图画的展现，充分显示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感受，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对普通、平凡的人民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了解，对人类的美好情感和美好社会的赞颂与向往及作者对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大家都说《平凡的世界》这部小说好。我个人认为，这部小说好就好在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深刻感受，对人生准则、价值、道德审美趋向毫无保留地体现在作品的人和事中，使人读来亲切、可信，并从中得到启发和对人生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审美趋向，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对人生得失的深刻体会及思考。”说得多么好！还有的单位和学校的团组织把《平凡的世界》作为青年人的必读书推荐给团员青年，并开展了各种座谈会和研讨活动。《平凡的世界》引起了广大听众和读者内心的共鸣，他们给与这部书极高的评价，有的称它是“新时期的创业史”，有的赞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巨著”。读着大量感人肺腑的来信，我的眼睛常常被泪水所浸润，读者和听众是真正的上帝，他们给了这部书公正的评价!
1988年11月，《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出版发行。11月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邀请在京的评论家召开了《平凡的世界》出版发行座谈会，研讨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会上，许多同志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力作。小说以1975到1986年十年间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契机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示了大变革时期广阔的城乡社会生活，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历史面貌、现实运动和未来走向。作品具有深厚凝重的历史感和恢弘浩荡的艺术气势，同时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著名评论家曾镇南说：“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心情随着人物命运而变化，这是近年来读小说时少有的。”“过去读小说是为了写评论，但读《平凡的世界》时我流泪了，为其中描写的人的人生。”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作家鲍昌说，《平凡的世界》实际是“一位不平凡的作家，有意识地采用平凡的写法，表现平凡人物的不平凡的生活”，赞扬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难得的力作。此后不久，鲍昌同志因病辞世，但他辞世前对《平凡的世界》的鼓励和支持，却长留在我的记忆中。与会的著名评论家蔡葵先生对《平凡的世界》采用的被文学界一些人不屑一顾的现实主义手法给予旗帜鲜明的支持，他认为：《平凡的世界》之所以难能可贵，是路遥以自觉地对现实主义的诚挚向往和灵动悟性，成功地表现了当前新的生活，延续了我们现实主义创作的历史性断线，再次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实绩和它的生命力。会后，蔡葵先生还撰写了很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路遥看到这篇文章后，给蔡葵先生写信说：“虽然我看得出您的文章是被剪裁了的，但文章的论述使我很激动。您公正地用了一些大胆的褒词肯定了我的努力。您应该看得出，我国文学界对这部书是冷淡的。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好在我没有因此而放弃我的努力。六年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三《平凡的世界》全部完成后，路遥的身体垮了。他说想休息一段时间。我因母亲重病而忙于照顾，和路遥联系很少。1989年春天，我和同事到汉中出差，汉中的朋友开车穿越秦岭把我们送到西安。路遥和子心等在作协门口迎接我们。看到从车上搬下汉中朋友送的一大堆土特产，路遥笑说我们像老鼠搬家，特别是看到里面还有两个蜂窝煤炉子，更是觉得可笑，说，看你们两个个头不大，却是老鼠拖木锨，本事不小啊。正巧我和同事都属鼠，就被笑话了一通。这次他竟然亲自陪我们去乾陵游览，我笑说是沾了同事的光。路遥一路上不断给我们介绍有关乾陵的历史和传说，还说乾陵远看像一个仰卧的女人，我们停车观看，果然如此。乾陵有一片无头石像，看服饰应该是来朝拜的各国使臣的塑像，我们每人找了一个和自己身材相仿的塑像，站到后面把脑袋凑到塑像的脖子上照了一张像。回京把照片洗出来后发现，我和同事的脸小脖子细，和塑像不般配，唯有路遥的头脸配上略显丰满的塑像很协调，很有喜剧效果。可惜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一直想把这张照片送给他，总是忘，后来也记不得给了他没有。
在我的印象里，路遥总是心事重重，一脸沉重，难得的开怀，也是稍纵即逝，很快被叹息所代替。这次的乾陵之行，看得出，路遥的心情不错。《平凡的世界》出版后，我又给陕西的作者出了一些书，有的书稿是路遥推荐的，有的不是。但不管是不是他推荐的，他都说这些人写东西不容易，让我尽量想办法出版。在我的印象里，他都是说这些人的好话，没有说过任何一个人的坏话。我知道他是真诚地想帮他们。有的书最终没能出版，是因为我人微言轻，能力有限，不能说服我的领导，与路遥无关。路遥去世后，我听到有人说的一些闲话，心里很为路遥难过：这就是他视为朋友并曾经帮助过的人吗？
1990年，我和我的室主任杨晖去西安参加我责编的长篇小说《黄色》研讨会，路遥也参加了会，并作了很重要的发言。
1991年，在四年一度的全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平凡的世界》在700多部长篇小说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名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榜首，3月9日，路遥来京参加颁奖大会。一见面，觉得他的气色好了许多，莫非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原来，他为了尽快恢复健康，尽快投入新的创作中，采用了一种常人难以接受的“残忍”疗法。据他说是把一种黑药膏像画八卦图一样涂抹在身上，之后，皮肤会慢慢溃烂，结痂，然后长出新的皮肤，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把身体里的毒排出体外。因为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所以很多人都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放弃了，而他已经坚持了半年。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他的意志力太顽强了，为了心爱的文学事业，他什么苦都能吃，真是让人敬佩。
颁奖会上，路遥代表获奖作者发言，题目是《文学之树长青》，这篇获奖感言颁奖会后发表在《文艺报》上。之后是各种宴请，还没出北京，路遥的五千块奖金就花得差不多了。
作为《平凡的世界》这部获奖作品的责编，我也获得了由“茅盾文学奖”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出版社奖励了1500元钱，我作为组稿人和责编拿60%，900元，其余给二三审。这是迄今为止我得到的全部奖励。《平凡的世界》获奖之后，我社重新设计出版了新的版本。因为当初出版时是按千字20元给的稿费，以后每次再版只有很少的印数稿费，就是说，获奖后，路遥在经济上在出版社得不到丝毫的好处，而当时，他很需要钱。据说，他来京领奖时带的两千块钱都是借的。这时候，有出版社找路遥想出版该书，这样他可再拿一次稿费，可路遥没有答应。我知道他是不愿让我为难。但是我社领导对路遥的冷漠态度让路遥颇有微词，几次在信中抱怨。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很多事情我无法左右，社内复杂的人际关系更是无法跟他说得清楚。后来，路遥给我社当时的主要领导赵寻同志写了一封信，由我转交，内容是家庭有困难希望出版社能在稿费上给予适当补助。赵寻同志指示给路遥补助稿费一万元。
由于热心的读者都想知道作者是怎样完成《平凡的世界》这部鸿篇巨著的，为此，路遥写了6万字的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叙述了写作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沉重而独特的感受。他把稿子寄给我，希望出单行本。因为篇幅和征订数等问题，此书迟迟未能出版，直到路遥去世后才开印，印数很少，只有2000册。这个版本现在很有收藏价值了。
1992年7月，我因为帮一位国外的朋友调查中国犹太人的事，到西安采访当时的《喜剧世界》主编金铮，他是路遥的朋友。一年多没见，路遥显得有些清瘦了，脸色发黄。他自己说体重并没减轻，只是近日拉肚子，说话时手里还拿着几盒刚买的治腹泻的消炎药。我劝他还是去医院看看，他说正装修房子，什么都顾不上。我到他的装修工地参观，一片狼藉之中，一个小伙子正忙前忙后地张罗。这小伙子叫航宇，是路遥家乡的文学青年，现在路遥生活上的一切都靠他照顾。和金铮、路遥等在老孙家吃泡馍时，我发现路遥的手掌鲜红，便问他是不是肝不好，他说，这叫朱砂掌，贵人才有。我虽不信，但也没多想。这次见面，路遥的心情很坏，不住地哀声叹气，一问，原来是家庭生活发生了变故，他心疼孩子，说孩子太小，怕接受不了。他急于装修房子就是想给孩子一个舒适的环境，好让她忘掉父母离异的痛苦。他在大街上跑着逛家具店，想为女儿采购最好的家具，床、椅子等他都要亲自试试舒服不舒服。他说躺在床上的那一刻他真不想再起来了，可是，还是挣扎着爬起，奔向下一个店。可能因为他常年忙于创作，没时间顾及家庭，觉得欠女儿太多了吧，路遥对女儿的爱无以复加，女儿的所有要求他都尽量满足。有一次路遥去北京，为了买女儿要的那种“胖胖的自动铅笔”，我陪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大小小的文具店和百货店，最终也没找到符合要求的，都“胖”得不够，只得买了一些其他的，遗憾而归。路遥如此宠爱女儿，家庭的变故势必会对女儿造成伤害，这使路遥痛不欲生，他要拼着最后一点儿力气把对女儿的伤害降到最小。这个时候，除了劝慰的话，我什么忙也帮不上他。看他拖着病弱的身体步履蹒跚地为装修房子奔波，心中感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女儿恐怕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情感寄托了。但愿他早日走出痛苦的深渊。
我的采访很顺利，离开西安的时候路遥破天荒地到车站送我，没想到车站的一别竟是永诀!
1992年9月初的一天，办公室的同事问我知道不知道路遥病危的事，我大为惊讶，怎么会？一个多月前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就病危了？肯定是搞错了！我将信将疑地给陕西作协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告诉我路遥装完房子就去陕北了，一到那儿就住进了医院，诊断是肝硬化腹水，现已转回西安治疗。我问是不是肝癌，回答是否定的，并说已有好转。我放下心来，认为肝硬化不是绝症，能够治好。一位同事也说他弟弟的肝硬化二十多年了，也曾报过病危，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当时我父亲因患严重的冠心病正在住院，家里瘫痪的母亲也需要照顾，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想等父亲的病情稳定出院后再去看望路遥。父亲的病迟迟不见好转，经血管造影检查发现心脏主动脉严重堵塞，只有做心脏搭桥才能挽救生命。那时的心脏搭桥手术开展时间不长，技术也还不是很成熟，危险性很大。我们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搭桥的日子。手术时间定在11月中旬。谁知离父亲做手术的时间还有几天的时候，我瘫痪了五年的母亲因为过于担心父亲，再次诱发脑梗塞，经抢救无效于11月12日与世长辞了。办完丧事之后我去上班，在楼下等电梯时我忽然有一种预感：我走进办公室，也许会有一封电报放在桌上，告诉我路遥去世了。当我上楼走进办公室，一封电报静静地躺在桌上。冷静地打开，果然是路遥逝世了。父亲马上要做手术，我不能去参加追悼会，而且时间也赶不上了。社领导指示以出版社名义发去唁电。我给作协的朋友打电话说明不能去的理由，并请他代为献花圈，以表哀悼之情。
1995年1月，我和华夏出版社副总编陈泽顺先生去延安参加了路遥逝世三周年骨灰安葬仪式，陕西各界人士和延安大学学生几千人参加了安葬仪式。路遥从此长睡在母校的山坡上，睡在他挚爱的黄土地的怀抱里。
1997年，路遥纪念馆开始筹建，我向社领导汇报了筹建情况，社领导决定向纪念馆捐款五万元，并在延安大学举行了捐赠仪式。我个人捐款两千元。
2002年11月，我到延安参加了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活动。看到那么多来悼念的人们，心中颇多感慨：有的人活着，如行尸走肉，与死了无异，而路遥虽然不在了，但他活在人们心里。
2007年11月，路遥逝世十五周年，路遥纪念馆举行开馆仪式，我因有事没能去参加。很多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都写了纪念文章，有些人名为悼念，实藏私心，字里行间透着些许没吃到葡萄的狐狸的骚味，招来读者一片骂声。
《平凡的世界》1991年3月获“茅盾文学奖”之后，1994年1月，又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是这一届唯一一部获此奖项的长篇小说。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百度路遥的贴吧上有很多感人的帖子。不久前，在编稿过程中福建《闽西日报》一位名叫黄征辉的资深记者写的一篇名为《又想路遥》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文章中说：当年由于人到中年，公务缠身，没能沉下心来阅读《平凡的世界》。“近些年，我又燃起了阅读长篇小说的激情。去年底，到书店买回了《平凡的世界》，从头细读起来。一发不可收，一段日子里，我每夜卧读不倦。心中时起大浪，眼角常淌热流。待等一字不落读毕全书，掩卷长吁。这些年我所读过的当代长篇小说，没有一部如《平凡的世界》这般震撼了我的心灵。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底层的读者，那些难以计数的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现在仍在乡野躬耕或闯入城市打工的农民读者）打心底里看重这部作品”。文章最后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最终检验文学作品价值的是读者和时间。在我购买《平凡的世界》时，书店老板说，多年来，我这里卖得最好的就是这部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长销不衰，拥有大量的、广泛的读者，便是路遥作为一个作家所获得的最高奖赏”。这位和路遥素不相识的读者说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
42岁，正是人生的正午，路遥的生命凋落在平凡的世界，但他短暂的人生却如正午的阳光般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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