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水书
“古文字”水书
水族和水书
古代，祖国南方是百越族群的生息之地。水族被认为是由百越族群中骆越后裔的一支演化而来。但是，水族先民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从什么地方来到南方融入百越之中？不少专家学者从殷商亡国变迁的历史、水族古文字及水书、水族历法、水族语言中保留着大量的中原古音、水族盛大年节———端节，以及DNA鉴定等等资料的研究，认定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殷商亡国之后，水族先民第一次举族迁徙。由中原的睢水流域一带向南迁徙，使水族先民从殷商的母体文化中分化出来，逐步融入百越族群之中。而水家先民第二次举族大迁徙，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统一中国，发兵征服岭南之后。第二次举族大迁徙，促使水家先民从百越母体中分离出来，逐步由南溯流向西北迁徙，大致形成后世分布的格局。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水族人口406902人。贵州境内水族人口369723人，占全国水族总人口数的90.863％。
水书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水族的独特文字，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号，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等文化信息，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大多数水族人只能通过前辈的口口相传学习水语。会说，却看不懂文字，更不掌握其中的内容。“水书”大部分掌握在民间被称为“鬼师”或“师人”的水书先生手里。2002年3月，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将水书列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特点
水书又称“鬼书”、“反书”，其一是指其结构，有的字虽是仿汉字，但基本上是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字型的写法。“水书”文字为何与汉字不一样，其写法与汉字相反，这些问题令世人百思不得其解。其二就是：在古代，水族先民因受统治阶级所迫害，相传其祖先“陆铎公”创制“鬼书”以反对和报复统治者。目前，水书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的文字当中唯一的非拼音文字。
水族文字的结构
水族古文字的结构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象形字，有的字类似甲骨文、金文；二是仿汉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三是宗教文字，即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书写形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等。水书主要靠手抄、口传流传至今，因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由于其结构多为象形，主要以花、鸟、虫、鱼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物如龙等所撰写和描绘，仍保留着远古文明的信息，在水族地区仍被广泛使用，因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世界象形文字的“活化石”。
水书是水族的文字, 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意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书，主要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民俗、伦理、哲学等文化信息，被誉为水族的“易经”，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目前仍在水族民间普遍使用。
水族文化研究者普遍认为，水书形态接近和类似于甲骨文和金文，保存着古老的文化气息，是研究水族历史文化、精神信仰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证”。
发现水书
据说，江苏一收藏爱好者收藏的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八莲瓣陶瓷注碗上的5组10个符号，居然被荔波县的水书先生识读、辨认，并认为是水族文字，因为在黔南水书中找到了相同的记载。2004年5曰14日，中国民族报也报道：夏陶神秘符号在水书中找到相同记载。
据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陶上的符号与黔南的水书有相通之处，水书先生甚至可以大致解读其含义，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
人们早已不识别或遗忘了的古老符号，居然在千年后的生活中被水书先生辨识。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水书又暗藏着什么样的历史秘密和文化信息？
如今，水族聚居地主要位于云贵高原东南部的苗岭山脉以南、都柳江上游，全国55%以上水族人居住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境内，其余分布在独山、荔波、都匀、榕江等县（市）和广西北部地区的融安、南丹、环江等地。
对于三都，作家梁衡曾挥毫盛赞：“四分地球三分水，天上人间唯一族。”或许正是这瑰丽风光护佑了这“唯一族”的奇特水书，而沿用至今。除了大量的水书纸本，三都县都江镇大坝村有一处水书摩崖石刻，塘州乡、都江镇、周覃镇都有水书墓碑，黔东南的榕江县计划乡也有水书墓碑。于是，水书开始被世人发现与关注。
从形体上看，水书普遍被认为具有三种类型：一是图画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借用汉文字，即汉字的反写、倒写或改变汉字形体的写法。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形体中，主要以花、鸟、虫、鱼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以及一些图腾物如“龙”等所撰写和描绘。
从内容与功能角度出发，水书普遍被分为两类：一类叫“普通水书”，水语谓之“白书”，用于丧葬、嫁娶、出行占卜之类；一类叫“秘笈水书”，水语称之“黑书”， 是水族攻守兼备的秘笈，传世者极少，能破晓之人更是凤毛麟角。
水书的书写形式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目前见到的水书的载体主要有：口传、纸张手抄、刺绣、碑刻、木刻、陶瓷煅造等。
水书中有许多表示水族原始宗教的各种密码符号，暗示水族的宗教意识。其所记，大多是原始宗教信仰方面的日期、方位、吉凶兆象及驱鬼避邪的方法，大体是以年宜、忌月日，以月日宜、忌时方，并用歌诀或事物兆象标明它的吉凶所属，因此多是作为巫师或水书先生施行法事的工具，目前仍在水族民间普遍使用。
可以说，千百年来，水书以其神秘的文字结构和特殊的用途，依靠手抄、口传而成活并沿袭流传至今，保留着水族古老的文明信息，至今在水族民间仍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令世人注目。
整理水书
1986年出版的《水族简史》称水书有400多个字，《中国水族文化研究》称有500多个字，但水书还有许多异体字，主要集中在天干地支、春夏秋冬、九星等单字上。贵州民族学院的水学专家潘朝霖说：“保守推测，如果每个水文字单字至少有一个异体字计算，那么水文字总量约有1600个。”
2002年2月，三都县档案局提供的水书文本，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3月，水书纳入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目前，荔波县最早的一本木刻水书产生于明弘治年间。此珍本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水书版本。
2008、2009、2010年三都县档案局（馆）先后有18部（套）32卷本水书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全国共有55余本水书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06年，“水书习俗”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内水书研究著作主要有：《水书·正七卷》、《水书·丧葬卷》、《水族古文字与书法》、《水族古文字与水书》、《中国水书》、《水书常用字典》、《中国水书探析》等。
2007年，荔波县馆藏精品水书译著丛书之《泐金·记日卷》出版。
2008年，三都出台《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
2010年，三都水书研究人员与电脑技术人员联合攻关，成功研究编写出水族文字输入系统，创造性地开发出水书手写体输入系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水书研究工作提供条件和便捷。
特别是2008，我国第一部《水书常用字典》出版，录选常用文字468个进行编写（不含异体字），连其异体字一起共1780个。它以水族长期以来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三洞水话为标准语音，并引用关系到这些文字的水书字句等。这部字典是水、汉两族语言信息的交流的工具书，对宣传水族文化，深入开展水书、水语研究，具有辅助价值。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花纹 （高明著作《中国古文字学通论》）
研究水书
篇二：历史课题开题报告 陆进
《黔东南地区水族的婚俗与功能》
开题报告
执笔人：陆进
一、本课题的申报及立项
2014年9月，在岑巩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由凯本中学的陆进老师，姜仁君、廖锦文老师牵头， 陈实老师、杨艳群老师参与发起，联合组织申报了县级课题《黔东南地区水族的婚俗与功能》。2014年10月，该课题通过了岑巩县教育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立项申请，被正式立项为岑巩县2014年度课题。
二、本课题的研究背景 婚姻，是人类自形成之日起就产生了的一种最古老、最普遍的社会现象。男女赖此结合，后代赖此而延续，亲属赖此而确立，分工赖此而产生，社会组织亦赖此而奠定了基础。人类从毫无秩序的杂乱群婚到一夫一妻制的完美形态，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转变。水族亦是如此。在嬗变过程中水族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和风俗。
水族，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民族，传说它的祖先是水神共工，《山海经·海内经》云：“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其婚姻形式和其他民族有共同之处，同时亦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
对于婚姻的研究，海内外学者从很早以前就有着广泛的关注度，但对于水族婚姻的研究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由于抗战的爆发沿海大学纷纷内迁，如浙江大学等。这些大学的学者们将水族的研究提上了日程，自此水族的研究才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下面对关于水族史的研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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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沿海大学内迁之后，水族史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野，此后学者们逐步开始对水族史进行探索和研究。陈国均《水家的地理分布》（《社会研究》1940，第26期）第一次从水族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情况等方面说明了水族的概况，使人们对水族有了初步的了解。吴泽霖、陈国钧《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阳：文通书局，1942）最先从水族的恋爱方式、确立姻亲关系、订婚程式、结婚仪式等方面对水族的婚俗进行了初步的阐述。在此基础上岑家梧先生的岑家梧《水家风俗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49.1）通过田野调查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对水族的生活风俗、婚姻习俗、社会关系等不同层面对水家社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此外张为纲先生的《水家来源初探》（《社会研究》1940，第36期）、吴泽霖《水家的妇女生活》（《妇女工作》1940，第一期）、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等著作都对水族的来源、生活、习俗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后世学者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借鉴。这一时期的水族调查研究虽然短暂，参与人员和成果数量都很有限，未成气候，但这些学者的研究涉及水族的族源、生活、语言、文化、风俗等诸多方面，他们的论断不断被后学所引用，为后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得到统一，经济得到发展，文史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水族史研究机构、团体纷纷建立，从事水族史研究的人员也日益增多，水族史的研究日益兴盛。1960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水族简史简志合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水族历史研究较全面、系统的成果。1962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印《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广西水族的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1980年张均如《水语简志》、1981年《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编《中国少数民族》、 第2页（共4页）
1984年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编《水族民间故事》等著作从水族的居住地域、语言文字、社会经济状况、婚姻、社会组织方面介绍了水族的发展。还有许多学者在进行了田野调查之后写了调查报告。如1984年陈国安《榕江县水尾公社水族生活习俗调查》、1989年雷广正《榕江县水族社会历史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八十年代水族地区的真实生活面貌，是水族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资料价值巨大。这一时期水族史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水族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地拓展和更新，又有诸多学者和著作涌现出来。潘朝霖《“水书”难以独立运用的死结何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罗春寒《水书的抢救及其存在问题浅议》（《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这两篇文章从神奇水字、神秘水书、神圣信仰的历史深度向世人展示了深邃的水族文化与习俗，并探究了其间的问题。韦章炳《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是第一部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文化学的角度，深入探究和分析水书文化、水族风俗特征的水族历史著作。
二十一世纪是经济发达的世纪，也是反思历史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水族史的研究定会得到长足发展。在国内正如火如荼的研究水族史的同时，国外的学者对水族研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和《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提出了婚姻形态的进化序列，他将人类婚姻制度归纳为：群婚制、血缘婚制、一夫一妻制，每种制度下又包括不同具体婚姻形式。陈潇著《LOVE IN CHINA》（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8）以外国人的视野看中国少数民族的婚俗，书中主要写了中国式婚姻中爱的表现。（法国）安德烈·比尔基埃《家庭史》（袁树仁译，北京：三联书店， 第3页（共4页）
1998）介绍了自人出现以来各时期的家庭组成情况。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上海：上海出版社，2006）从“性”方面入手，分析了乱伦的由来，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并指出乱伦应当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杂乱群婚时期就已存在。（英国）罗素《婚姻革命》（靳建国译，上海：上海出版社，1988）详细讲述了婚姻制度的变革。美国的W·古德《家庭》（魏章玲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以及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潘允康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都从家庭的角度分析了婚姻之于家庭的重要性。艾华《中国的女性与性相：1949年以来的性别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阐述了1949年以来对女性的态度、思想教育、恋爱婚姻以及家庭地位等，对后来关于女性的研究起了令人惊叹的启迪性。（日本）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东京：创文社，1967）对女性的地位、婚姻做了详细的研究。小野和子的《中国女性史—从太平天国到现代》（东京：平凡社，1987）介绍了女性从三纲五常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反抗压迫，直到形成半边天等诸多问题。
关于婚姻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成百花齐放之势，但关于黔东南地区水族婚姻习俗的探究，即便有许多学者涉及过，也只是将它作为水族史研究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轻描淡写，鲜有专门著作对其进行深究。
三、本课题的研究条件
1、制度保障：学校领导大力支持，专门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全校教学改革蔚然成风。
2、人员保障：本课题组共有5位教师参加，其中：中小学高级教师2人，中小学一级教师1人，未定职称2人。多位教师在历年来的教学论文，教学设计竞赛中多次获奖。
3、资金保障：学校按每学期1230元每人下拨到课题研究小组，州级以上课题拨教研 第4页（共4页）
经费5000元。
4，课题资源保障：在大学学习期间我收集、整理了许多文献资料，如《水家风俗志》、《水语简志》、《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水书与水家来源》、《水族社会历史资料稿》、《水族简史》编写组《水族简史》、《贵州通志》、《民族知识丛书》《水族》、《中国水族文化研究》、《水族村落家族文化》、《“水书”难以独立运用的死结何在？》、《水家的地理分布》、《水家来源初探》、《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婚姻革命》、《家庭史》等，我还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期刊和论文，这些资料为我研究水族的婚俗提供了充实的史料支撑。
黔东南高校图书馆内藏资料丰富，尤其是民族性资料，为我提供了典籍资料；中国知网汇集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专著期刊等研究性资料，为我提供丰富资料的同时还能让我把握最新研究现状；强大的互联网为我提供了强大的网络资源；而且我的老师罗春寒教授是年轻一代水族史研究的佼佼者，可以为我提供许多关于水族的原始资料。
四、课题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内容
水族的婚姻经历了数千年的变迁，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色。首先，本文就水族在不同时期的婚姻形态进行探究，以使人们对水族婚俗有大致的了解；其次，对水族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姻缔结程序进行梳理；最后，对水族婚俗的演变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总结。以此让人们回顾历史、辨析历史，以期达到“以史为诫，以古鉴今”的效果。
（二）研究方法
①历史文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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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周易申遗天显象水书竟是夏代《连山易》
周易申遗天显象水书竟是夏代《连山易》
考古发掘的水书文稿
一个普通"注碗"的外观（资料图片）
水书是我国56个少数民族之一水族的独特文字，是一种类似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符号，它传承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宗教、民俗等文化信息，并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然而，由于缺少实物考证，因此，水书出现的起源时间，最早也只能推进到明朝。不过，记者昨从贵州考古界了解到，经过多位古文字历史专家考证发现，扬州民间藏有一只堪称国宝级的真品"八莲瓣陶瓷注碗"里书写的十个神秘符号，正是夏朝传承下来的水书文字。这就意味着，水书最早形成的历史源头是夏代而不是明朝初期。令人更加震撼的是，这只"八莲瓣陶瓷注碗"还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存世最完整的宋朝青花瓷器，而注碗中的文字，极可能就是失传已久的《易经》中的第一部--夏代"连山易"中的部分古老文字。
意外发现
扬州藏有一只国宝级的"水书注碗"？
"将水书文字形成的历史源头，由明朝初期推到夏代，还得从一只国宝级的'宋瓷水书'注碗说起"。贵州省荔波县档案局局长姚炳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如是表示。姚炳烈告诉记者，2003年年底，扬州曾有一位爱好收藏的藏友，自称藏有一只北宋早期河南临汝窑烧制的"八莲瓣陶瓷注碗"，而碗内还书写着十个神秘的符号。这些符号虽经四方求证，但始终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位藏友看到贵州新闻媒体刊发有关水书和水族古文字的
新闻报道的之后，遂给贵州省档案局致函，希望能够帮助其破解注碗中文字含义。后来，贵州省档案局又将李先生的求助信，转交给了荔波县档案局(水家学会)。
姚炳烈介绍，当他收到省档案局转来的求助信，一看信中临摹的神秘符号，便意识到这就是水书。不过，令他感到奇怪的却是，水书作为水族的独特文字，主要在贵州南部山区传播，而如今却出现在中原文物上，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弄清信中临摹的神秘符号究竟是不是水书，姚炳烈便找来当地几位认识水书的水书先生，水书先生告诉姚炳烈，信中临摹的符号正是水书，而且是几个天干地支的符号，它们分别代表季节、时辰、数字等。
水书先生根据注碗里的水书符号排列，画出来的连山卦
两组水书对比符号：即夏陶24个水书符号和"八莲瓣陶瓷注碗"里的十个水书符号
姚炳烈告诉记者，为了慎重起见，他便将信中的神秘符号全部抄录了下来，然后让每一位水书先生单独辨认。在经历一天时间的短暂辨认之后，几位水书先生所写出的每一个字(符号)的含义，基本完全吻合。而且他们还从档案局现存的水书中，找到与"八莲瓣陶瓷注碗"里10个符号一模一样的文字记载，并一一标明了出处。初步考证
神秘符号竟是夏代水族文字？
水书先生们的考证结果，不禁触动了姚炳烈的想象力："难道在宋代，就有水族人到中原去烧制瓷器了吗？"为了进一步研究和确认"八莲瓣陶瓷注碗"与水书的因果关系，姚炳烈通过电话要求扬州藏友为其提供"八莲瓣陶瓷注碗"的实物照片。在姚炳烈的一再要求之下，扬州藏友便给荔波档案局寄去了"八莲瓣陶瓷注碗"的实物照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姚炳烈等一批水书历史研究专家意外地发现，扬州藏友收藏的"八莲瓣陶瓷注碗"基本排除了假冒的可能，这就意味着水书文化研究将出现划时代的"分水岭"。姚炳烈表示，由于水书一直流传在民间，因此，水族古文字形成于哪一个年代，基本是无从考证。尽管目前征集到的水书原件，历史最长的也不过是明朝初期。在这种缺少实物考证的情形之下，水书出现在中原文物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在河南二里头找到历史渊源？
据介绍，就在荔波档案局进一步研究水书产生的历史源头时，扬州藏友为荔波档案局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八莲瓣陶瓷注碗"里的10个神秘符号，与河南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上的24个神秘符号(即24个符号与水书象形古文字有众多的相同和相似之处)非常相似。姚炳烈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便再次邀请多位水书先生参加水书比对研究。初步比对研究结果是，水书中确有与夏陶符号完全相同的记载。这就是说，"八莲瓣陶瓷注碗"里的水书，完全可将水书形成的历史时间，由明朝推到3000多年前的夏朝时代，甚至更久远的年代。事后，荔波档案局又为扬州藏友收藏的"八莲瓣陶瓷注碗"里的10个神秘符号的出处，出具了权威的认定书。
猜测一是失传《易经》中的"连山易"？
据姚炳烈介绍，当他第一眼看到那个注碗中文字时，他便发现"八莲瓣陶瓷注碗"有八个莲花瓣一样的碗边。其中，十个符号中的八个在碗内壁，两个在内碗底。姚炳烈说，当他把"八莲瓣陶瓷注碗"的照片拿给水书先生们看后，一位水书先生提出，这只瓷碗是依次占卜的记录。水书先生谢朝海认为，"八莲瓣陶瓷注碗"不是用来装饭和其他用的，它是用来打卦占卜的。因为这个注碗里的符号，与连山水书记载中的占卜内容相符，加上连山水书也是一本打卦祭祀用的经书。因此，可以推断注碗里的文字符号，就是一次占卜记事。
谢朝海说，注碗里的水书符号排列，实质就是一幅水族的连山卦，它预测了25年以后，将发生一次变故。简言之，这只"八莲瓣陶瓷注碗"就是为记录这个占卜结果而特别烧制的。对于谢朝海的这个解释，结论不论是对是错，但连山卦这个词，却让姚炳烈眼前一亮。姚炳烈告诉记者，他曾在一本书看到过，中国的易经原本有三部。一部是夏朝的连山易，一部是商代的归藏易；另外就是周易。而"归藏易"早已经失传，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周易。为此，"八莲瓣陶瓷注碗"中表现出来的连山卦，可能正是失传已久的夏代连山易中的一次卜卦。
经了解，根据扬州藏友提供的"八莲瓣陶瓷注碗"实物图片显示，水书先生们认为："八莲瓣陶瓷注碗"内壁上的8个文字，表明了该碗装窑点火的最佳季节、日期及时辰，而碗底的"一"和"七"，可能代表某种序号。在这种情况下，姚炳烈表示，截止到如今，尽管破译"八莲瓣陶瓷注碗"里的神秘夏陶符号工作仍在继续之中，但上述解释却与夏陶符号"可能是制陶工匠为表示某种特殊含义而刻画的"说法相吻合，为破译神秘的水族水书增强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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