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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的主要载体

来源:建材加盟网 | 时间:2017-06-20 05:58:05 | 移动端:魏晋风度的主要载体

篇一:魏晋风度——文的自觉阅读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题目。魏晋风度——文的自觉李泽厚①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②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理想了吧,然而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两者并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华丽优美的词章并不依附什么却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观)相联系的。③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④在汉代,文学实际总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皇帝弄臣,处于“俳优畜之”的地位。那些堂哉皇也的皇皇大赋,不过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时代更没有独立的地位。⑤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贾谊、司马迁、班固、张衡等人也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因具有政治家、大臣、史官等身份而有其地位和名声的。两汉的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是当时的文化保护者、垄断者,当他们取得不受皇权任意支配的独立地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⑥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响应和长久的发展。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篆,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⑦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在创作题材上反映了这种自觉。这些创作本身,从郭璞到谢灵运,当时名声显赫而实际并不成功。他们在内容上与哲学本体论的追求一致,人的主题展现为要求与“道”——自然相同一:在形式上与绘画一致,文的自觉展现为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描绘景物。但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物。所以,谢灵运尽管刻画得如何繁复细腻,自然景物却未能活起来。他的山水诗如同顾恺之的某些画一样,都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描述,缺乏个性和情感。然而通过这种描述,文学形式自身却积累了、创造了格律、语汇、修辞、音韵上的种种财富,给后世提供了资料和借鉴。⑧在具体创作上也是如此。曹植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从他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所谓“起调多工”,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 等;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对句工整,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音调谐协,如“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等;结语深远如“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都表明他是在有意识地讲究作诗,大不同于以前了。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限。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删改)1.根据文意,汉代文艺有什么特点?答案 (1)文学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2)文学是用来娱乐统治者的。(3)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4)文学只是作为功利附庸和政治的工具。(5)东汉末期,作为文学主要创作者的门阀大族逐渐意识到文学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2.魏晋时期,“文的自觉”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答案 (1)开始讲求和提倡文章(文辞)华美(华丽好看)。(2)由文学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而刻意作文。(3)在创作题

材上开始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4)在具体创作上,开始讲究诗的造词炼句(有意识地讲究作诗)。

篇二: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 瑢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 玄学 文化 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 “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

正是由于“玄学”的产生与盛行,魏晋名士们在思想与哲学领域开启了一条自由之路,可以打破礼教束缚,追求更为本真、更为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这使得“魏晋风度”开始成为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对自然的审美意识和对其艺术的表现,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魏晋时代是一个以自然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代。魏晋士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他们厌倦了政变的黑暗与残酷,更多地追求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同时,魏晋士人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残酷现实的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基本情绪。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悲伤、颓废的感叹,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礼教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觉醒。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产生是以人的觉醒为前提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风度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士人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气质。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巨大的变革与惨烈的政治斗争使魏晋名士在存活于世的安全上都没有保障,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而另一方面,魏晋士人又不甘庸碌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统一性,而其内在人格精神与现实政治环境又极度地背离甚至对立。正是这种既统一又矛盾的表现,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这个时代文人文化的标识。

轻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本质与内在追求,潇洒放旷和风流蕴藉是魏晋风度的外化表现,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共同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全面性与深刻性。魏晋风度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和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深远影响。

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魏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们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魏晋名士们把老庄“无为”、“逍遥”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正是这些,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风度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总之,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

醒时代的伟大产物。魏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它使人回归到了本真与自然。魏晋士人以放旷、恣意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制度,反抗束缚本性的礼教与压迫,并进一步发掘和释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道德,把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篇三:剖析有关魏晋风度的三种观点

摘要:魏晋名士展现的人格与行为,历代议论不一。我们挑选现代学人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讨论,以期对魏晋风度有更合理的认识。鲁迅是首先提出魏晋风度的,他透过表象直揭其本质,且从历史社会角度剖析,比较有深度与准度;陈寅恪的清谈误国论,继承了过去的观念,主要是从清谈对社会影响角度立论;李泽厚主要着眼于魏晋玄学和美学对历史的贡献角度论述。三者各有得,亦有所失。

关键词:魏晋风度;观点;剖析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4-0024-01

"魏晋风度"最早是从鲁迅的一篇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出来的。所谓魏晋风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的名士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他们在药与酒之间,在自己的言行和诗文之间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和个性化。关于探讨"魏晋风度"的现代学说著作有很多,其中三种有一定的代表意义。第一种是鲁迅的观点;第二种是陈寅恪的《清谈误国》之说;最后一种是李泽厚的《魏晋风度》,收录于他的重要著作《美的历程》之中。

1.鲁迅的观点

鲁迅的观点集中在谈到"竹林七贤"时所作的阐述。阮籍只喝酒,嵇康喝酒也服药,两人的脾气都很大,但最终的命运却不同,阮籍险避政治斗争的迫害,终其天年,而阮籍则没有逃脱,最终命丧司马氏之手。鲁迅推测原因:"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傲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鲁迅的推测带着几分戏谑的口吻,但从两人写的文章来讲,鲁迅认为:"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正是由于阮籍的诗文是隐而不显的,而嵇康思想激进,最终导致两人命运不同。关于阮籍和嵇康,鲁迅主要认为:"(阮籍和嵇康)表面上是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他们之所以有看似荒诞的行为,并非是其本态,而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破坏礼教恰恰是因为内心是极度崇奉礼教的。

鲁迅的这种看法是和前人所认为的完全相反的。鲁迅看到的是阮籍和嵇康两人的内心,两人的本质,并从两人对他们儿子的教育中可看出他们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嗣和自己一样做法的。鲁迅也是深刻的,他透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与外表异样的本质。阮籍和嵇康放诞不羁的行为,是有着更高层次的形而上学意义的,是在精神高度层面上有着严肃内涵的。或者说不仅仅是阮籍和嵇康,而是包括他们在内的一批魏晋名士,所反对的并不是礼教本身,而是司马氏借礼教维护统治的假礼教。当然,鲁迅如此观察和分析,还有他从历史时代背景去观察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

2.陈寅恪的清谈误国

在《清谈误国》一文中,陈寅恪提出魏晋清谈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他说:"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宗理世物之故。"所以说陈寅恪持否定魏晋风度的态度是很明显的。

陈寅恪所说的清谈之风盛行的弊端,在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一批有声望的名士影响下,一般的人们也纷纷开始效仿起来,但他们只学了表面,内心是不能够的,所以社会上就有了很多浮于表面而无多大意义的空谈和饮酒,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造成朝廷官员不办实事,只顾清谈,而这种大规模的在其位而不谋其职就从根本上败坏了国计民生。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评价阮籍:"至若阮籍,则不似嵇康积极反晋,而出之以消极的态度,虚与司马氏委蛇,遂得苟全性命。"可见他对阮籍的态度是很贬低的。

我们觉得阮籍是个有大深情之人。他的内心是沉郁悲痛的,但他的情感是隐而不发的,表面上看他对司马氏是消极回避的态度,但他并非是为了苟全性命,阮籍的内心超越了自我,达到了忘情而无哀乐的境界。《世说新语》说:"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阮籍丧母而

不哀哭,他人来吊唁,阮籍喝了个大醉,披头散发,箕踞而坐。再看"籍饮?n不辍,神色自若。"看来居丧期间不光喝酒还大口吃肉,神态自若,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并非说他冷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在他葬母的时候,大哭一次,就此吐血而精神萎靡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见阮籍是有情的,并且是种大深情,深到忘情而无哀乐。刘勰说:"阮旨遥深。"阮籍的诗文是隐而不显的,残酷的政治使他的人生充满了许多沉重与哀伤,尽管外表是那么傲世孤高,但他的内心是矛盾痛苦的,一方面他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另一方面又觉得:"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人生在世,阮籍并非是为了求存保身,苟活于世。魏晋风度的表现也不是吃药、饮酒和清谈数项,而且对这些行为的认识也不能仅以误国、避世、苟活视之,应该从更广的视角和更深的意蕴去理解。

3.李泽厚《魏晋风度》

李泽厚认为:"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他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阮籍处在激烈的政治漩涡之中,沉湎于酒,而陶潜远离了是非之地,选择农耕田园。他们都没有淡忘政治,但选择回避政治,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境界。阮籍和陶潜是不同的,阮籍既洒脱又深沉,既放诞又哀伤,爱与恨的焦灼,忧与美的结合,他的感叹是那么尖锐而沉重;而陶潜超脱尘世,平和自然,淡泊名利,归隐田园,在劳作中自有一种大快活,在忘我中追求一种大境界,他对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对草木自然是情真意深的,所以他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那么平淡无华而富有生意。陶潜是有玄心之人,他的平凡真实即是一种最大的风流。阮籍与陶潜,分别是三国魏时和东晋时期的名士,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深刻表现了魏晋风度,亦是魏晋风度最优秀的代表。从这个角度说,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们追求人生境界的表现和精神。

关于魏晋玄学,李泽厚并不认为是腐朽反动的东西,他说:"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诚然,魏晋时期在哲学、宗教、文艺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很大突破和重大成就,但魏晋玄学的盛行在现实政治中还是有消极影响的,或者说对社会的影响总体是消极的。看来,在学术上具有积极意义的,不一定在现实中也同样具有积极影响的。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精神的产物,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以及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并通过服药、饮酒、文章、清谈、姿容、神韵等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那个时代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价值理念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但存在着功利化、官本位、重物质等一些问题的时代仍是有借鉴启发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

[3]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4] (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嵇康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6] 冯友兰:《论风流》,《哲学评论》第四卷第三期,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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