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 瑢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 玄学 文化 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 “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
正是由于“玄学”的产生与盛行，魏晋名士们在思想与哲学领域开启了一条自由之路，可以打破礼教束缚，追求更为本真、更为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这使得“魏晋风度”开始成为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对自然的审美意识和对其艺术的表现，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魏晋时代是一个以自然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代。魏晋士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他们厌倦了政变的黑暗与残酷，更多地追求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同时，魏晋士人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残酷现实的哀伤成为整个魏晋时代的一种基本情绪。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悲伤、颓废的感叹，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礼教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觉醒。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魏晋风度的产生是以人的觉醒为前提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魏晋风度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魏晋士人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魏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是魏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气质。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巨大的变革与惨烈的政治斗争使魏晋名士在存活于世的安全上都没有保障，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而另一方面，魏晋士人又不甘庸碌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魏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统一性，而其内在人格精神与现实政治环境又极度地背离甚至对立。正是这种既统一又矛盾的表现，决定了魏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魏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这个时代文人文化的标识。
轻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魏晋风度的精神本质与内在追求，潇洒放旷和风流蕴藉是魏晋风度的外化表现，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共同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全面性与深刻性。魏晋风度不仅在魏晋时期具有重要和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深远影响。
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魏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们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魏晋名士们把老庄“无为”、“逍遥”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魏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正是这些，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内，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风度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总之，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
醒时代的伟大产物。魏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它使人回归到了本真与自然。魏晋士人以放旷、恣意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制度，反抗束缚本性的礼教与压迫，并进一步发掘和释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道德，把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②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篇二：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 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 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语·容止》），一个“醉”凸显了嵇康不拘小节，放诞任性的一面，“玉山将崩”的醉态将其表现得更为洒脱飘逸。魏晋名士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美男子，“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刘玲虽长相丑陋，但其悠悠忽忽的样子不也是清新脱俗吗？其土木形骸的不修边幅不正是心近自然，放诞不拘吗？似可这样说，嵇康是内外兼修，刘玲是自然之气自内向外散发。
至于在生活中，一来表明对名教的反抗，二来也表明自身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名士更是放诞不拘，表达了真性情，散发了真气质。“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刘伶嗜酒，其妻劝诫，刘玲则说戒酒须请示神明，当妻子备酒肉于神前时，刘伶却说他喝一斛酒需要五斗酒来解，然后就拿酒肉享用去了。这个诙谐的故事反映出刘伶不羁于世俗的放达性格。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遭遇母丧，理应戒酒戒肉，然而他却不管什么礼教，神色自若，饮啖不辍，他将大悲隐于内心，却大声疾呼“礼岂为我辈设焉”。
魏晋士风最突出的体现是放达洒脱，表现于人格即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时局动荡，名士们志不得逞，还要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一步不慎可能就此身殁，于是他们隐在山林之中聚饮啸歌，他们不能挑战权威，只能挑战世俗规范，以此来完成向自由世界的飞升，彰显自己的价值。
三．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度与玄学
经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汉末已经式微，魏晋时期玄学代之成为引领文人思潮的新的哲学范畴。究竟什么是玄学？刘跃进主编的《中国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对玄学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玄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冯友兰在《新原道》第七章《玄学》中说：“玄学是老庄哲学的继续。”但值得注意，玄学源于道家，却不能与其归为一派。玄学从产生到衰落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与东晋玄学。
阮籍和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自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对虚伪的名教予以激烈的批判，他们任性而为，塑造了深远的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所谓名教，它的含义并不是指儒家思想，也不是指某个政治集团所推行的方针政策，而是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人们必须生活其中的政治伦理实体。正是因为其不可选择性，当其出现名不副实的虚伪状况时，人们便会以一种反感的心态待之。“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诗人的孤独和焦虑反映的是世事的无常，信念的倒塌，于是，所有的情绪都要找一个出口，这就是玄学。玄学中的养生清修，仙游世外着实能鼓舞苦闷焦虑的魏晋文人，吟啸山林赋诗饮酒不也是人生的复归吗？在那样一个时代，文人普遍摒弃了出仕的强烈愿望，而是转而细心体察自我，了解自我，提升自我，从而至少在精神上保全自我。所以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如果说放诞的行为举止是魏晋文人复归自然的外在表现，那么走向玄学则蕴含了魏晋文人寻找自由的理性思考。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就了卓尔不群的魏晋风度。
四． 清新脱俗——魏晋风度之美
李泽厚说，魏晋时代“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究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
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
清新脱俗，不单指容貌上的隽秀，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风骨，或者说，风度。魏晋名士对世俗的鄙夷是通过不同的维度体现的，或为放达的处事行为，或为飘逸的玄学清谈，一如阮籍穷途而哭，又如嵇康打铁灌园。对于美的风尚的形成，首先在于魏晋名士如何看待美，把什么理解为美。在他们眼中，名教为丑，自然为美。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他们虽不能在建功立业中收获人生的壮美，那就权且寄身山林与诗酒。人们说汉唐气象，是因为汉唐文人有着关怀苍生的宏大理想，而人们称魏晋风度，不过是魏晋文人将目光着重于自我罢了。这没什么不好，毕竟凡事总是两面的，不能参与政治的遗憾却唤醒了汉族文人久违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
魏晋名士开创了一代美学理想，为后世艺术也扩展了境界。文人画的写意，山水诗的清朗，草书的狂狷，无不汲取了魏晋风度的精髓，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雅”的美学取向，提升了艺术的纯粹性。更重要的是，魏晋风度所传达的美彰显了人的自由，这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
五． 千年流芳——魏晋风度在今天
当今时代再不是魏晋，但魏晋风度值得继承。
欲知魏晋风度的现实意义，首先要明白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如今，人们被太多的世俗利益羁绊，在商业世界中奔走忙碌，似乎早就忘却了自我与自由，自大地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自由，可支配收入这个词造的好，有了收入就能支配，能支配就能自由，逻辑严密，颠扑不破。然而，在这一番追逐与折腾后，殊不知错过了许多价值，最重要的是错过了自我。其实不难发现，现代人做事的动机大半与他人有关，在对别人迁就，妥协，委身，屈从中换取可怜的安全感，面对久已形成的秩序敬仰有加，不敢越雷池半步。 稍微看一下魏晋名士的做法，就会明白，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向内发现的，价值只有被自我接受才成为价值，自由只有被自我体验才成为自由。现代人不是没有认清自由的意义，而是选错了寻找自由的路径。
魏晋风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始终是指向自我和解放自我的。它提供一种处世的方法，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面对险境的心态。魏晋名士们正是从自我出发，一眼就看到了自由的终点，所以嵇康在刑场上还能泰然高奏一曲《广陵散》，那一刻，死亡对他也是解脱，也是自由。
魏晋风度形成的过程，就是自由的历程。
篇三：浅谈魏晋风度与文章及酒
因限于本人的浅陋，虽尝试浅谈魏晋风度，但多有疏漏，挂一漏万，实不足与人道 －－导言
近日重读鲁迅先生于1927年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讲稿（后编入先生的《而已集》），有些感触。
一直崇尚先生的文章风骨与才情，确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上的一棵大梁，正如刘半农先生所说的，先生为文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也需要先生的风骨和才情的了，或许吧。
先生基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选取了中国的一小段历史中社会变迁中的人和文来讲一个社会的风度，娓娓道来，见地深厚，于今的我们这一代文人或许也有一些正面的启示吧。 汉末魏初，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社会是需要大治的，这时曹操出来了。真实的曹操，起码不是《演义》里的那个花面奸臣，而大多半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英雄，正如陈寿在《三国志》对曹操的评价“太祖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我想这是中肯的，而先生对曹操的看法，我也极是认同的。
那段乱世，曹操是主张“尚刑名”的，也就是以法治天下的。他曾经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这句话在当时是确实的。同时，他这人因为出身与个性的缘故，比较随性一些，不喜欢汉末的那些假扮的清流雅士，所以，他又讲“尚通脱”。正是因了曹操的统治力及其文学上的高深造诣，遂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比如“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蒿里行》；同时，就是通脱，要灵动，随心，不要有拘束，要说出心里的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的《短歌行》等，都是极好的代表。而随之的文人是得益不少的，在当时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文人的思想一旦通脱，固执和偏见就会没有市场，异端和外来思想就能充分容纳的了，而汉武刘彻的“独尊儒术”的流毒也就在此给杀了杀。
他有两个儿子也很厉害，曹丕和曹植。曹丕的文章是很不错的，讲究华丽大气，他的《典论.论文》很多涉及到“文以气为主”的概念，而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对其有“文以气为主，骨髓峻，风力遒”的评价，极是称道。曹丕是不喜以文训勉的，他的文学思想可说是“文学的自觉”的精神的，开了一个时代的先河，所以，他的诗赋骨气清峻，于华丽之外，也见大气。而其弟曹植在文学修养上是秉承了其父兄的一些文学上的理念的，一首《七步诗》语气清峻，直白通透，于质朴之间见真情；他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一篇《洛神赋》，借文咏志，于华丽大气之外，更见灵秀与飘逸，成为千古绝唱。
汉末之际的诸葛亮，其《出师表》实为一道念给阿斗皇帝听的谏疏，其中文句直白易懂，洋洋洒洒，就似写给子侄的劝勉的书信，情意殷切。
总起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精神，可以中肯的综评为清峻，通脱，华丽，大气，浅白，以气为主，风骨显明。
（二）
曹氏父子以下，就是以孔融为首的建安七子了。
孔融是以让梨而出名的，至于他们的诗文，或许是战乱的缘故，极少流传的。成语“三人成虎”就来自他的《临终诗》“三人成市虎”的句子，意思也是颇为浅白的，即便距离我们一千六百年了，一看起来也是可以懂那意思的。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的当是王璨的了，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王粲赋今存20多篇，篇帙短小，大多为骚体。最为人传诵的是作于客居荆州时期的《登楼赋》。它摒弃了汉赋铺张扬厉的传统写法，以简洁明快的语句，忧愍世道，怀念故乡，热烈冀望太平盛世的到来；对自己的坎坷遭遇，也发出了强烈的感慨。赋中写景与抒情紧密结合，是其一大艺术特色。在抒情小赋的发展过程中，这篇作品是有重要地位的。“忧患出诗人”，王粲在忧患的乱世中饱经颠沛，且亲眼目睹民不聊生，国破家亡。
在深深的悲痛中写下了代表作《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读来，让人悲怆苍凉，“回首望长安”，正是当时国家的劫难，也是当时民生最大的灾难。这是汉末社会的实录，也是慷慨悲壮，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的最佳表现。
在建安七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应该出场的，那就是蔡文姬。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史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董卓之乱中被掳入胡，嫁与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重嫁董祀。 今存诗三首，以五言《悲愤诗》最可信，成就也最高。全诗用流畅的笔调叙述自己一生的悲惨经历，先回忆关中大乱与自己被掳入胡的经过，次写胡地生活和亲身骨肉分离时的惨景，最后写回乡后的见闻。叙事抒情交相融合，写景触目惊心，写情深切细致，如“别儿”一场：－－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位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以女性的笔触去细腻再现悲伤的情境，展现了乱世中不幸的命运和苦难。全篇以“汉季失权柄”起，徐徐展开十余年的苦难经历，细致深刻。“别儿”一场中心理描写的入微真切，有着直抵人心的冲击力。
通读他们留存不多的诗赋，不外是悲凉与慷慨了，这跟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关系。毕竟生逢乱世，谁家没有个三灾两难的呢，是故，造成了建安文章多以天下为念，于个人的生死倒是轻视的了。
我想，那时代的文人，多是以哀民生之多艰的，由此，而表现在诗文里，便自然是悲壮，苍凉，慷慨，激昂，以救民于水火作为己任的了。
故此，汉魏诗赋文章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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