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1.2 百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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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上海提篮桥监狱历经百年沧桑
一则即将被关闭的消息，令“远东第一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受到空前关注。这座有着百年历史、至今仍在使用的监狱，曾关押过许多赫赫有名的囚犯。百年历史，百年沧桑，当初地处边缘地区的提篮桥如今变成了上海的市中心。
左手繁华，右手肃静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地区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购物八仙桥，枪毙提篮桥”，其中的“提篮桥”说的就是如今位于上海市虹口区长阳路147号的提篮桥监狱。
与相差仅仅几公里、人潮涌动的外滩和隔岸的金融中心陆家嘴相比，虹口区这个叫做北外滩的地方，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唯有隔江相望的东方明珠塔标示着它地处市中心的身份。 提篮桥监狱与犹太难民曾经居住过的欧式建筑、舟山路菜场、昆明路和保定路的民居为邻，多年来少有变化。顺着舟山路进入一条五六米宽的小巷子，一大片瓦片顶、木窗棱的老房子透露出掩不住的破败，透过窄窄的木门，临时搭在过道里的厨房也大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
杂乱的街道上，小餐馆、杂货铺、菜摊和各色店铺让这条小街又多了几分嘈杂。与监狱周围肃穆、安静的环境格格不入。餐厅晚上摆排档的桌椅随意地堆在监狱的高墙下，而炒菜的味道充满整个街道，直传到一墙之隔的监狱里。
监狱周围的居民多是居住了几十年的老上海人，早已习惯了左手繁华、右手肃静的生活。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这座老监狱的来龙去脉。“这个啊，有100多年了，当时英国人造的。”这是每个人的常规开头。
作为一座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监狱，提篮桥监狱曾囚禁过不少中国近现代的著名人物。其中有一生曾7次被通缉、3次入狱的章太炎；谦称“马前卒”、写下《革命军》的邹容；中共早期马列主义理论家杨匏安；皖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江上青；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先后有数百名日本战犯关押在狱中，其中还包括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甚至还有20多名德国纳粹战犯。
解放前夕，监狱的地下党也曾成功保护了关押在狱中的50多名革命人士。
提篮桥监狱周边地区曾是解放前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最繁华地段，舟山路等地是当年上海人接纳“二战”期间犹太人的主要地区，被犹太人称为“诺亚方舟”。这些历史遗迹成为上海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区域也成为上海一张含金量很高的“文化名片”。2008年，该地区被列为上海首批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一。
多年前这里也曾因为纺织厂、丝绸厂等产业的聚集而繁华一时，然而随着这些行业的没落和搬出，这一地区也日渐萧条。
在虹口区文化单位负责人看来，由于受到提篮桥监狱的特殊功能限制，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一直难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挖掘，它所蕴藏的文化价值也难以充分体现。 同时，生活在这周围的居民，同样关心着这座监狱何时搬走，期待着借此改善一下自己的住房条件。
50多岁的支佩琴现在住在监狱对门的犹太人住过的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原本两层的房子被加盖成了四层。而每三四户人家公用的厕所就在楼梯的拐角处。狭长的过道里，摆满了住户的杂物，稍不注意就会伤了谁家的家当。
支佩琴说，这片老地方年轻人都不怎么愿意住，“这里的房子现在每平方米也有三四万元，以后如果拆迁重建可能每平米有10万元。”她这么期盼着。
“之前有不少人对提篮桥监狱和周围的老建筑感兴趣，拍照片、拍录像，他们就是为了好玩。”赵东黎老人说，他后来对这些拍客们有一些反感，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要拍，就多
看看我们现在的居住条件，生活确实太困难了。”
百年前招标建造而成
110年前，建造提篮桥监狱时，上海公共租界使用了如今建造房屋最常规的方式――招标。
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开向各营造厂和建筑承包商招标，最后由英国驻新加坡工程处中标，最初仿照美国监狱样式建造，全部由青砖和打磨过的宁波石块修建。后来又经过扩建和改建，形成了英国式的硬木地板、钢筋水泥地坪和钢骨水泥门梁，使得这座监狱保存完好，从监狱的外墙望进去，丝毫没有破败的迹象。
提篮桥监狱内的门锁，相当于一本杂志的合订本，厚厚地固定在铁门上，“它有三道锁舌，钥匙有15厘米长。”徐家俊一边对记者说，一边在纸上画出了钥匙的形状。出租车上，健谈的司机神秘地对记者说，里面的囚犯从来没有逃出来过。听了这一传闻，徐家俊笑着说：“解放前，也有极个别人逃出来的。”而有这一说法也是因为监狱囚室独特的设计方式。
不同于多数监狱两边牢房中间走廊的结构，提篮桥监狱成回字形，中间是“背对背”、“肩靠肩”排列的牢房，四周全是走廊。徐家俊在画着囚室结构的纸上，用笔模拟犯人可能的逃跑路线：“你看，挖地道、挖壁洞行不通嘛，不像有些监狱一面是门，一面是窗户，这个三面墙外面还是牢房，能上哪里去。”
此外，监狱在走廊中间的地坪上还另建了一排铁丝网，形成内、外两道走廊，看守在外走廊巡查可以同时看到上层、本层、下层三个楼层犯人的动向。
监狱内的平时管理也十分严苛，租界时期的提篮桥监狱，其上层管理人员主要是英国人，看守是印度人，俗称“红头阿三”。
1930年，由于印度看守不满上级提拔的人选而举行了罢工，强硬派的英国管理层，对罢工的印度看守一律开除，开始调用中国人担任看守。
那时候，看守长住宅有一间饭厅、两间卧室，还有浴室、厨房、佣人住房等，但监区内的条件却是非常苛刻的。监区里没有凳子，看守必须一直站着保持警戒状态；两道外走廊中间的墙上还装有一台仪器，俗称“更表”，看守每巡查一圈，须用钥匙在“更表”内开动一下，监狱总值班室有仪器作自动记录，可考核看守是否按时巡查。
“那时候就非常先进了。”徐家俊忍不住强调，“而且有两栋楼里已经装上了电梯。” 1943年8月起，提篮桥监狱由中国人担任典狱长。抗战胜利后，对看守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添置了凳子。但是为了防止看守偷懒，就设计了一种三脚凳。这种凳子凳面狭小、分量轻、重心不稳，坐久了容易倾倒。所以，看守们戏称这种凳子叫“稍息凳”。
“大监狱、小囚室”
提起提篮桥监狱，很多人会说这样一段话，让一个10年刑期的犯人，每天换一间囚室，到出狱的时候还住不完。这句玩笑话道出了这所监狱的规模之大。
提篮桥监狱因为大于印度的孟买监狱和日本的巢鸭监狱，因而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提篮桥监狱最多时曾收押过8000多人，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监狱也是当时世界上关押犯人人数最多的监狱。能关押数量如此之多的犯人，原因之一是这里的囚室面积很小。 提篮桥监狱的囚室大多是33平方米到36平方米的小房间，而且是3个人一间。以前犯人都是睡地铺。现在，每个监室有一个高低床，还有活动床，白天拉起来成为一个柜子，晚上放下来作为木床。因地制宜，关押条件比过去大大提高了。
提篮桥还有一种8平方米的牢房，设有固定的铁床、铁桌、铁凳和抽水马桶，那是当年英国人设计了用来关押外国人的，被人称为“西人监”。由于是十字形的，更多地被叫做十字楼。
后来这里被改造为上海监狱陈列馆，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抗日战争胜利后这里曾经先后关押过几百名日本战犯。解放后，这里一度改为女监，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也在这
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0年。
另外，在上海监狱陈列馆的3楼，有一间18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地板中间有一个1.8平方米的方孔，方孔两侧有两块活动地板。扳动手闸，活动地板就“轰”地一声向两侧分开，露出一个方孔；二楼也有同样的装置。这个方孔可以直通一楼的停尸房，尸体通过它直接吊入楼下的停尸房。
1946年4月22日上午，被判死刑的日本战犯镝木正隆、藤井勉、增进庄造、松井耕一和白井舆三郎在这里被执行绞刑。
监狱的室外刑场
提篮桥监狱的北面，昆明路280号，门框上写着“新岸礼堂”4个金色的大字，这里曾经是与室内刑场相对应的室外刑场。
当记者走访的时候，礼堂的大门外放着几把椅子，炎热的中午主人不见了踪影，只有这几把椅子。旁边的小门上则写着“家属会见”，门外几米长的铁栏杆是囚犯家属排队的地方。 每到探视的时间这里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街道对面的弄堂里，记者采访附近的一位居民时，她伸手向远方比划了比划，仿佛正有上百人等在这里。
已经在这里住了70年的陈洪文老先生唏嘘，现在是见亲人的地方，以前是杀头的地方。 汪伪汉奸梁鸿志、常玉清、苏成德、傅式说以及黑泽次男、浅野俊隆、芝原平三郎等十多名日本战犯先后在此枪决；共产党员、革命先烈王孝和也在此就义。
解放初期，监狱内关押了不少犯人，其中有些犯人被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或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后，就直接押解到这里执行死刑。
室外刑场原来与提篮桥监狱只有一墙之隔，用竹栅栏围起的刑场外常常站满了附近的居民，包括当时附近的很多小孩子。
室外刑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停止使用，1956年，在原址周围修建了如今的大礼堂和接见室。
篇三：两座牌坊的百年沧桑
两座牌坊的百年沧桑
张新华
一
山东单县县城，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过去这里名胜古迹众多，如幵山、琴台、普照寺、朱家大院等。但如今，这些名胜古迹都已消失不见或变得残缺不全，唯有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两座牌坊至今完好无损，巍然屹立于蓝天白云下，目视着人间的沧桑之变。两座牌坊，一座是百狮坊，俗名张家牌坊，位于牌坊街中段，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朝廷为赠文林郎张蒲妻朱氏而建。牌坊高约十四米，宽约九米，石构，通体雕刻，正间单檐，次间重檐，歇山顶，正间前后坊心镌有“节孝坊”三个楷书大字。牌坊上的雕刻，均为透雕和浮雕，因一百个狮子雕刻精致、形无同者而居群坊之首，名扬海内外。全坊结构严谨匀称，气势宏伟，雕镂精美，物象生动，玲珑剔透，繁而和谐，令人一赏三叹。
另一座是百寿坊，俗名朱家牌坊，位于百狮坊西南约百米处的胜利北街上，乾隆三十年（1765年）为翰林院孔目赠儒林郎朱叔琪妾孔氏所建。百寿坊高约十三米，宽约八米，因其前后坊心边沿雕有百个变形篆体“寿”字而得名。雕刻内容除狮子、龙凤、仙鹤外，还有牡丹、梅花、松石、竹兰、宝象花、唐蔓草等奇花异卉，以及商周秦汉时的金石图案、二方四方连续等。其规模略小于百狮坊，但各种纹样、图案配置严谨无暇，又与百狮坊各有千秋。两座牌坊，堪称中国建筑、雕刻史上的一对孪生姐妹，深刻体现了我国古代石工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和炉火纯青的建筑、雕刻工艺。
二
从乾隆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两座牌坊上落满了岁月的尘埃，显得灰暗而沧桑，但其超绝盖世的雕刻艺术则是尘埃所掩盖不住的，到今天依然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我站在两座牌坊下，仰观其雄伟的气势、巧妙的结构、严谨的图案和精致的透雕，细看那活灵活现、呼之欲出的狮、麟、鱼、马、龙凤、燕、雀、鹤、蝶，那清新爽目、触之欲动的梅、兰、竹、荷、牡丹、海棠、水仙、秋葵等，不禁为那大气壮美的建筑构想、鬼斧神工的雕刻技艺而惊叹。以百寿坊为例，不仅整体结构协调对称，主要图案精湛完美，就连那石墩四周的雕刻也精细得让你咂舌。能在尺寸方圆之内，以石为纸、以刀为笔、以念为墨，纤毫毕现、惟妙惟肖地绘制出如此形体俱佳且有空间感的作品来，可见其工艺是多么高超。更为难得的是，雕刻师不仅赋予了石头以生命，还赋予了石头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那花间的俊鸟、树下的游鱼、瓶中的插花、篱旁的松竹等，无不展示出其深厚的国画功力，相信雕刻师如果提笔落纸，也一定会成为杰出的国画大师。然而，在一切都依赖于高科技、机械化制作，一切都习惯于复制、模仿、批量生产的今天，古老的雕刻艺术失传了，大多的石雕碑刻都成了徒有漂亮外壳而没有文化内涵、没有生命和灵魂的劣质品。
据《单县志》记载，从宋代到清末，单县共建牌坊100余座，到民国末年还存有34座，城内主要街道上，凌空飞架着一座座精美的牌坊，从而形成了牌坊园子、牌坊街等，给古老的单县增添了几分庄严肃穆，也使单县成了远近闻名的“牌坊县”。百狮坊和百寿坊能够闯过战乱和“文革”，历经百年沧桑，完整地存留到今天，恐怕不单是幸运所致，这其中一定与其自身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有关。有记载，“文革”期间，在“批林批孔”和“破四旧”运动中，百狮坊和百寿坊险些遭到破坏。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一位有识之士，眼看两座牌坊要被红卫兵推倒，正当焦虑之时，灵机一动，在两座牌坊上贴上了“封建礼教的罪证”、“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等标语，才使得它们免遭劫难。如此一招，真是聪明之举，想想贴上了“罪证”和“结晶”二字，谁还敢动手呢。这位有识之士之所以要力保两座牌坊，完全是出于对
文化和艺术的珍惜。他知道，那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毁掉了是要招后人责追罪的。我想，即使那些鲁莽无知的红卫兵，真要动起手来，恐怕也会觉得可惜。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年，张家为修百狮坊，耗资巨大，足足用了百多万两白银。据说，雕刻下来的每两碎石可值一两白银。牌坊落成后，张家满心欢喜，摆宴庆贺，县令及仕绅名流应请与贺，大家推杯换盏，酒兴渐浓，县令、张家及仕绅名流纷纷向石匠的老师敬酒。老石匠从未受到过如此礼遇，深为感动，动情地说：“我几十年走南闯北，单县人待我不薄，十分感激。不瞒诸位，我是带病劳作，百狮坊的建造，我和徒弟们倾注了全力，我向大家保证，此坊绝对是天下第一！我的手艺能长存单县，死也暝目了！”谁知领班不幸言中，他年事已高，建牌坊时提着的劲一松，再加上多吃了几杯酒，回家不几天便与世长辞了。
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百狮坊落成，张氏坊主满心欢喜，以为此坊技艺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于是设宴庆贺。席间，坊主亲为石匠之尊敬酒，说道：“诸君奇艺，劳苦功高，张某不胜欢慰之至，可否再锦上添花。”石工老师微笑曰：“艺海无边。”坊主不寒而栗，惊落手中酒盎，摔得粉碎。张坊主唯恐再有富户修坊超过百狮坊，便在酒中下了毒药，可惜一代巧匠一命呜呼。
两个故事，不知何真何假。但不管老石匠是怎么死的，其一死都成全了百狮坊雕刻艺术的“天下第一”。后来的事实也说明，老石匠死后，天下牌坊再无出其右者。
三
清代统治者虽为外族入关入主中原，但受汉文化影响极大，一直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和“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其统治的核心价值观大力推行。所以，在节孝方面沿袭了明代的相关法典，实行旌表制度，以立碑、建坊、筑庙、修祠等表彰人员。修建节孝牌坊，就是旌表女子严守贞节、孝顺父母公婆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物化象征，这反映了清代贞节表彰制度与寡妇的社会保障措施，体现了清代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
在当时甚至在今天的许多人看来，一个女人死去后，能够被皇帝恩准为其修建一座牌坊，那时光宗耀祖的事情，是天大的荣誉。但有几个人知道，那些女人为了守“贞”和尽“孝”，忍受了多少的寂寞和孤独，失去了多少的幸福和自由。两座牌坊的主人，都是年轻时失去丈夫，活活守寡几十年，含辛茹苦地侍奉老人、抚养孤儿，既失去了男人这座“靠山”，又得不到女人应得的欢爱和快乐，那寒窗孤灯下也不知有过多少的忧伤和哀戚。可以说，每一座牌坊，都是一个女人的幽怨史，都凝聚着一个女人的血和泪。今天，尽管历史早已翻过了这一页，但那耸立在眼前的两座牌坊，仍在诉说着两位女人悲惨的命运。
置身于晴朗的天空下、爽朗的秋风中，两座牌坊却让我内心里感到沉重和压抑。看看上面的“福”字和“寿”字，看看那些翔龙和飞鸟，再想想两位女人的命运和故事，我觉得这是多么的不协调。两位女人为了得到两座牌坊，失去了大半生的幸福和自由，将鲜活的生命禁锢在幽暗和孤独中，本想着死后受人敬重和去光宗耀主的，没想到百年过后，人们只看到了两座牌坊，看到了牌坊上的艺术，却没谁去关心她们的前世和来生，甚至连她们叫什么名字也无人知晓。牌坊耸立着，是实实在在的，而她们则成了两个模模糊糊的传说、两个飘飘忽忽的影子，甚至连影子也算不上，只不过是附在两个男人身后的两个姓氏而已，想来是多么的可悲。这就是时间和历史的无情，我们今天的某些信仰和虔诚，说不定就会成为明天的笑柄。
四
两百多年过去了。皇帝不在了，工匠不在了，坊主不在了，封建礼教不在了，只有两座牌坊还在那里，因为它们是文物，是艺术。
一切都会消失，一切都会腐朽，唯有艺术是不朽的。物化的艺术即使朽掉了，精神的艺术也会活在人们心中的，就如中国失传的禹铸九鼎、《兰亭集序》、《富春山居图》等，虽然早
已不见了，可至今人们还念着。
一个县城经过改朝换代，能保留下两座如此漂亮的牌坊，也算是功不可没的；两座牌坊历经百年沧桑，依然稳如泰山，熠熠生辉，也足以令人仰慕和赞叹。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如今，再也不是张扬封建礼教的时代，再也不是骑马牵驴推车挑担的时代，两座牌坊架在路上，已经明显地与大环境不协调，也影响了行人的过往和车辆的通行，影响了城市的发展。所以，单县政府经过考虑，已将两条街道拆迁，把两座牌坊圈起来，改建成了牌坊广场。两座牌坊安放在广场内，行人过往不再感到逼仄和压抑，牌坊也有了更大、更新鲜的空间去呼吸。
放在广场内是需要而不是目的，当然还要采取措施保护好，让人人都知道去爱惜。但愿再过两百年，两座牌坊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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