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历史研究》格式
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
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
一、 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
文献引证方式采用注释体例。
注释放置于当页下（脚注）。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识，每页单独排序。正文中的注释序号统一置于包含引文的句子(有时候也可能是词或词组)或段落标点符号之后。
二 、注释的标注格式
（一）非连续出版物
1．著作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不可省略。
引用翻译著作时，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
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应使用最新版本。
示例：
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第43页。
谢兴尧整理：《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3页。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页。 佚名：《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五十七种》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第56页。
狄葆贤：《平等阁笔记》，上海：有正书局，[出版时间不详]，第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2．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
文集责任者与析出文献责任者相同时，可省去文集责任者。
示例：
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王宁、薛晓源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47-266页。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25页。
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3.著作、文集的序言、引论、前言、后记
（1）序言、前言作者与著作、文集责任者相同。
示例：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序言”，第1页。
（2）序言有单独的标题，可作为析出文献来标注。
示例：
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黄仁宇：《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3）责任者层次关系复杂时，可以通过叙述表明对序言的引证。为了表述紧凑和语气连贯，责任者与文献题名之间的冒号可省去，出版信息可括注起来。
示例：
见戴逸为北京市宣武区档案馆编、王灿炽纂《北京安徽会馆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所作的序，第2页。
4.古籍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 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示例：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9页a。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示例：
毛祥麟：《墨余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5，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太平御览》卷690《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示例：
管志道：《答屠仪部赤水丈书》，《续问辨牍》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88册，第73页。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示例：
乾隆《嘉定县志》卷12《风俗》，第7页b。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第10页b。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42册,第367页。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33页。
《方苞集》卷6《答程夔州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标点本，上册，第166页。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示例：
《清德宗实录》卷435，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6册，第727页。
(二)连续出版物
1.期刊
标注顺序:责任者/文献题名/期刊名/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 。
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也可括注出版地点，附于刊名后，以示区别；同一种期刊有两个以上的版别时，引用时须注明版别。
示例：
何龄修:《读顾诚〈南明史〉》,《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汪疑今：《江苏的小农及其副业》，《中国经济》第4卷第6期，1936年6月15日。
魏丽英：《论近代西北人口波动的主要原因》，《社会科学》（兰州）1990年第6期。 费成康：《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 董一沙：《回忆父亲董希文》，《传记文学》（北京）2001年第3期。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苏振芳：《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社会学思考》，《福建论坛》 （经济社会版）1996年第3期。
叶明勇：《英国议会圈地及其影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2期。
倪素香：《德育学科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索》，《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2.报纸
标注顺序:责任者/篇名/报纸名称/出版年月日/版次。
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可标识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选注项）。同名报纸应标示出版地点以示区别。
示例：
李眉：《李劼人轶事》，《四川工人日报》1986年8月22日，第2版。
伤心人（麦孟华）：《说奴隶》，《清议报》第69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页。
《四川会议厅暂行章程》，《广益丛报》第8年第19期，1910年9月3日，“新章”，第1—2页。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外交部电》，《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8月14日，第4版。
《西南中委反对在宁召开五全会》，《民国日报》（广州）1933年8月11日，第1张第4版。
（三）未刊文献
1.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篇二：明清史研究状况
四、明清史研究概况
（一）明史研究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1901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1949年到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1976年粉碎“四人帮”至20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十年时期。这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的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处境和特色。
今天讲的这个问题相对比较专一些，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简单回顾明史研究的历程；二是国内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其变革；三是明史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四是明史研究的发展趋势。认清学术的流变和问题，对我们以后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明史研究的发展历程
明史研究，以明代包括南明的300年历史为主要内容。明代有三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一是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二是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全球化开端，三是封建统治达到高度集权的时代的开端。因此，在今天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加大研究明史力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确实地说，明史研究开始于清代（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但现代意义上的明史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叶。纵观20世纪以来的明史研究，其突出特点是与中国社会现实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大致出现了四个高潮：
第一次高潮：清末至民初。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近代思想大量传入，推翻清朝统治成为社会现实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形成了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明史研究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转型时期。1905年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出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上地位的探讨，同时开启了中西比较研究的先河。
第二次高潮：20世纪30至40年代末，成为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时期。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抗战热潮。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明代东北地区以及满族先世历史研究成为重点。同时，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涉及中国史研究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由此开端。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为甲申年，明朝灭亡三百周年）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明史的结晶。此外，20世纪30年代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开始整理编辑出版，为明史研究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高潮：1949—1966年。新中国的建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使明史研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迎来了第三次明史研究的高潮，进入了研究的发展时期。○出版了一系列论著。例如，有关明代断代史专著，有李光璧
《明朝史略》、李洵《明清史》、谢国桢《南明史略》；政治史方面主要有吴晗《朱元璋传》，经济史方面主要有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资本》、《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等。○ 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明代史籍。如《明实录》等。
第四次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后，明史研究恢复了勃勃生机，进入繁荣期。南开大学的南炳文先生有一本《二十世纪明史研究回顾》，书中用两个字概括了明史研究的成果——辉煌。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二是研究领域开拓扩展；三是研究方法求实创新；四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目前每年明史研究的专著有20本左右，论文近300篇。五是对外交流迅速扩大。
二、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及研究特色
（一）区域分布与基本格局
1、大陆：明史研究大致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一是北方，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
二是南方，江南主要是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这三所大学；东南主要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
此外，其他都是一些零星的研究点，而且基本是由上述三大区域传过去的。如：河南大学的牛健强、西南大学的张明富、黑龙江大学的胡凡就是从东北师大过去的；西北师范大学的田澍是从社会科学院过去的；辽宁师范大学的郭培贵是从南开大学过去的。宁波大学钱茂伟研究明史史学，出自东华师大。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安徽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海鹏开创了徽学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的欧阳琛及其学生方志远（《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对现在的明代制度史的研究很有影响。
1、港台。一是形成研究群。包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李孝悌领导的城市生活与文化研究群、文化大学吴智和领导的明史研究小组，东吴大学明史读书会及明清教学与史料文献平台、暨南国际大学明清生活史研究室等。二是成立研究会。○1985年呂士朋召集成立的中国明代研究会，历任理事长为吕士朋、徐泓、张哲郎、林丽月、朱鸿，有会员100多人。○中研院的明清研究会。○香港大学赵令扬教授主办明清史会议。三出版期刊。吴智和主编的《明史研究论丛》、中国明代研究会的《明代研究》（原《明代研究通讯》）及《大陆杂志》、《台大历史学报》、《史语所集刊》、《台湾师大学报》、《新史学》等。
3、国外。主要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1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晁中辰 ：《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从20世纪上半叶，只有早稻田大学清水泰次2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3主要表现在：① 成立了专门的研究组织，最有影响的是山根幸夫主持 “明代史研究会”，该会隔周进行一次史料讲读，每年三月组织一次参观旅行。由森正夫、滨岛敦俊、谷口规矩雄等人于1987年发起成立的“明清史夏期合宿”。每年举行一次，主办者和活动地点都是不固定的，大致是由各大学轮流主办。这项活动的特色是参加者中有许多大学院的研究生和大学的本科生，他们互相交流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心得，气氛自由。②出版刊物。1974年创刊《明代史研究》。③ 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出现了岛田虔次、寺田隆信、森正夫、井上彻、新宫学、吉尾宽、和田清、谷口规矩雄、中山八郎、佐久问重男、滨岛敦俊、夫马进、上田信、沟口雄三、岸本美绪、铃木智夫、日本大阪经济法大学伍跃等著名明史专家。
其他地区，在美国，除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外，还有何炳棣（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鄂宛分校）、陈学霖（普林斯顿大学）、黄仁宇、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美）范德（明尼苏达大学、耶鲁大学）、（美）谢正光（格林纳尔大学）等。新加坡的李卓然、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的科大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讲座教授王赓武（香港大学校长）、澳洲国立大学的陈炎生等。韩国首尔大学的吴金成（韩国东洋史学会会长、明清史学会会长）、国德成女子大学的尹贞粉（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等。
（二）学术传承与特色
（1）北方，以政治史研究为主的格局。如：
○北京大学：奠基人是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但他的明史研究同样具有奠基意义，如《明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等。后有邓之诚（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中华二千年史》）、许大龄先生。他的研究解放后对北大明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他的学生即后来的北大历史系主任王天有，两人的硕士和博士，其研究题目大都是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包括学校制度、内阁制度、都察院制度、地方行政制度、充军研究、县政研究、兵制等等。这表明北大研究的特点以政治史为主，从制度研究切入。
○中国社会科学：奠基者是吴晗先生。这一支，一脉孤传，相对势单力薄，但研究内容基本上也是以政治史为主。到张显清先生，他已经具有从思想文化方面来切入政治史研究的特点。张显清的博士赵克生侧重于从礼治史、制度文化方面切入政治史研究。此外，王毓铨（经济史）、王春瑜、杜婉言、刘重日、林金树、张德信、商传、万明等，都擅长研究政治史。
○南开大学：奠基人是郑天挺开启的。在解放前，郑先生很有名，担任北大2 著有《支那的家族与村落的特点》、《明代的皇族和官吏》、《明代史论丛》等。
3 关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
教务长，实际上主持着解放前北大的工作。1952年，到南开开辟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的局面。目前南开的明清史研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这与郑先生学术的相传离不开的。后来南开产生了大批学者，有：郑克晟，郑先生的儿子，父传子业；南炳文先生、林延清先生等先生和更年轻一代的常建华先生。南开研究人员较多，明史以政治史为主。以南先生的《明史》为例，主线仍然是政治的发展，包括郑克晟的《明清史探实》也是关注政治史研究的。由于研究人员多，所以研究呈现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兼容并包”。
○东北师范大学：的奠基人是李洵先生。李洵早年师从谢国桢先生，谢先生曾问学于梁启超，学术源头由此而来。从东北师大明史研究的传承来看，李洵先生之后，有赵毅、赵轶峰、罗东阳。赵毅的学生有李晓东、赵玉田、董铁松等。研究的特点也是政治制度史，但不同于北大的从制度研究切入，李洵先生关注的是政治群体和社会现象。他的论文集《下学集》体现了他对明史的全面考虑。这本书体现了他对政治群体的关注。李洵先生比较注重理论，早年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对社会现象的关注比较多。所以学术发展过程中，孕育了以后以赵毅老师为主的社会史的研究，比如赵玉田老师研究的“北方的灾荒”。
○人民大学：以清史研究为主，明史研究相对薄弱，较有名的有老学者——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就是他写的。他的两个学生毛佩琦和柏桦都是研究政治史的。比如柏桦专门研究明清的州县官，毛佩琦主要搞人物与制度研究，尤其擅长永乐大帝的研究。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魏忠贤传》等。
○北京师大：顾诚先生，其学生中较著名的有赵世瑜和陈宝良，梁志胜和彭勇是刚刚毕业的。顾先生关注两个事件，明代的军制和南明史。我们知道，南明史关注的政治内容较多。因此，顾先生对政治的研究是占大多数的。顾先生是一个苦行僧式的学者，考证非常有功底。他的学生梁志胜和彭勇和都是研究明代军事制度的。赵世瑜研究内容的变化较大，后面我们讲到明史研究的变革时会详细介绍。
○吉林大学：梁希哲先生，与许大龄先生较像，主要关注的是明清政治制度。 ○山东大学：早期有黄云眉（完成200万字的《明史考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黄冕堂《明史管见》。侧重政治史研究。晁中辰，《明成祖传》、《李自成大传》、《崇祯传》、《中国改革通史?明卷》等著作。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北方明朝政治史的研究占一个较大的比重。
（2）南方，研究是以社会经济史为主。在东南地区有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在江南则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奠基人原校长傅衣凌先生，是研究经济史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早年从日本归来，由于经济史的背景，看问题不同于传统史学眼光，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重大影响，一直到现在。他的一些学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占有重
要地位。比如：李伯重为清华大学原历史系主任；陈支平是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春声是中山大学副校长；郑振满、杨国桢、王日根在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的唐文基的《明代赋役制度史》对明代赋役制度的研究是最全面的参考书。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以经济史为主的。
○中山大学：奠基人是梁方仲，弟子较少，刘志伟（属再传）现为中山大学教授。
以上两个学校都是以经济史研究为主的，但各有不同。○厦门大学的研究比较宏观，关注的是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像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傅衣凌曾进行过深刻的讨论。傅先生除关注正统的诸如实录的史料以外，还注重地方文书的收集。七八十年代，傅先生就开始带领他的学生到地方上收集文书，利用文书做研究。这个方法在当时是非常有特色的，现在已被广泛使用。○中山大学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制度切入的。梁方仲先生在两个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一本《明代粮长制度》，一是明代一条鞭法。可见，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是以经济制度为主的。
○南京大学：以研究经济史为主，奠基人要算洪焕椿先生，已经去世，主要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现在主要是范金明、夏维忠在进行研究，主要是研究江南区域经济的。比如：苏州经济、江南棉布史等等。
○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万历以后晚明史研究，著有《万历传》和《崇祯传》；二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年就开始关注江南市政的研究。
○华东师大：王家范先生，他集中研究的方面也是江南市镇，其《中国历史通论》很值得一看。
可见，南方学研的明史研究主要侧重于以江南市政和经济作为研究重点的。受此影响，他们的学生也是以研究经济史为主的。如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原校长）、王世华（现任副校长）、安徽大学的卞利等主要是研究徽学的；武汉大学张建民关注的是区域经济，主要是研究长江中游和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及环境、灾害问题。
以上我们进行了大概的分类，而实际上各研究点的研究内容是有交叉的。
（3）港台。港台明史研究三个来源。一是欧美新史学；一是近年来日本、韩国的的传入。三是大陆，两个时期，一是史语所，一是近期交流。
港台研究明史的人员比大陆少，但名家不少，如吴智和、朱鸿、（香港）赵令扬、（香港）马楚坚、（台湾）徐泓、林丽月、黄一农、吕妙风、巫任恕、王汎森、邱澎生、梁洪生、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陈文豪、郑梁生、（香港）朱鸿林、徐泓、张哲郎、（香港）梁吉生等，在很多研究走在我们的前面。港台明史研究的显著特点就是中西兼具。这就使他们的研究既有好的传统，又有新的内容。
篇三：《历史研究》的注释规范
《历史研究》的注释规范(2007-05-17 13:53:01)转载▼
虽然注释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体现了学术严谨，是从事学术不可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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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学术期刊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文献引证标注方式进行了修订，并将从2002年第1期开始执行。现特此公布其主要内容，敬请作者参照执行。
一 普通图书
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册；④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⑤版本；⑥页码。
（一）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1、责任者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组织、机构。责任者无法确定时，用“佚名”表示。
2、责任方式有多种，如果是撰著，在姓名之后加冒号表示；如果是“编”、“主编”、“编著”、“整理”“校注”等其他责任形式，直接跟书名，不空格，不加冒号。如：
朱汉国：《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3、两个或三个责任方式相同的责任者，用顿号隔开；有三个以上时，只取第一责任者，其后加“等”字，如：
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
许毅等：《清代外债史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4、责任方式不同的责任者，用逗号分开；译著的翻译者及古籍的点校者、整理者等可放在书名之后。如：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
A . 施阿兰：《使华记（1893---1897）》，袁传璋、郑永慧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谢兴尧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
（二）书名
1、书名的副标题应一并标注；如书名较长，再次引证时，可用简称，但须在首次标注时注明。
2、书名中原有的补充说明等文字，应放在书名号内，如：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三）出版者和出版时间
1、非公元纪年的出版时间应照录，但1949年以后不用民国纪年。如：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
2、版权页中缺出版者或出版时间时，须说明所缺项，用[ ]表示。如：
冯玉祥：《我的读书生活》，三户图书刊行社[出版时间不详]。
3、港台版图书可通过标注出版者所在地点（城市）反映出来。如：
余绳武、刘蜀永：《二十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
（四）版本
1、引用图书是第1版时，可以省略版本说明；如果不是第1版，版权页中表示版本的
文字（如“修订本”、“增订本”、“第3版”等）应照录。如：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
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8年第3版。
2、影印版的图书要标注“影印本”。如：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本。
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
（五）页码
用“第 页”表示，以句号结尾；引用的内容不止一页而又不连贯时，页码之间用顿号隔开；跨页的页码，中间用连字符。如：第78、82－89、217页。
二 析出文献
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作者；②析出文献名；③文集编者；④文集题名；⑤卷册；⑥出版者与出版时间；⑦版本；⑧页码。
1、析出文献作者和文集编者相同时，后者可以省略；不同时，要分别标示；如：唐振常：《师承与变法》，《识史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5页。
陈序经：《东西文化观》，邱志华编《陈序经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4页。
2、引证书信集、文件汇编及档案汇编中的文献，应标注原始文献形成的时间，如：《复孙毓修函》，1911年6月3日，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9页。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3、引证著作及编辑作品中的序、跋、前言、后记、按语、编辑说明、引论等，与析出文献标注方式相同。如：
袁伟时：《卷首献辞》，《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年，第2页。楼适夷：《读家书，想傅雷（代序）》，傅敏编《傅雷家书》，三联书店，1988年第3版。
4、引证著作及编辑作品中由作者自撰的序、跋、前言、后记时，可用中圆点连接来表示。如：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序言》，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三古籍
引证内容及顺序为：①责任者与责任方式；②书名；③卷次；④部类名及篇名；⑤版本；⑥页码。由于古籍种类较多，出版情况比较复杂，常常有一些特殊的标注方式。
（一）责任者
1、常用基本典籍，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以及官修大型典籍，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管子》、二十四史、《通典》、《资治通鉴》、《陶渊明集》、《全唐文》、《册府元龟》《明实录》、《大清会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有些书籍作者失传，应标注“佚名”。
2、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只注书名。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如：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16《人物·文苑》。
民国《中牟县志》卷8《地理志》。
3、如果需要，责任者前也可用圆括号标注朝代名。如：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3，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
（二）卷次
1、卷次用阿拉伯数字标注。
2、引证古籍中的续集、余集、外集、别集、别录、续编、遗文、补遗、卷首、卷末等续补附属部分，卷次须依照原书标明续补附属部分的名称。如：
（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21。
（三）部类名及篇名
1、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如：
《太平寰宇记》卷159《岭南道·循州·风俗》。
万历《广东通志》卷24《郡县志十一·广州府·人物二》。
2、原有的条目名称，用双引号表示。如：
《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过房子与庶子分家财”条。
3、正史中人物传之附传可标注为：
《魏书》卷67《崔光传附崔鸿传》。
4、引证编年体典籍，通常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如：
《资治通鉴》卷2000，唐高宗永徽六年十月乙卯。
5、引证古籍正文所附注疏、笺释，一般采用在篇名外注出注疏、笺释的方式。如：《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资治通鉴》卷35，汉哀帝元寿元年“王嘉封还诏书”，胡三省注。
（四）版本与页码
1、古籍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标注版本和页码（用阿拉伯数字）。
薛福成：《庸庵笔记》卷2，宣统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明史》卷260《陈奇瑜传》。
《清史稿》卷486《吴汝纶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3444页。
2、一些古籍的版本可以直接通过某丛书来反映，可省去具体出版情况。如：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10，丛书集成初编本。
3、影印古籍要标明影印出版信息，必要时还要标明影印所依据的原始版本。如：崇祯《吴县志》卷2，上海书店，1990年（据明崇祯年间刊本）影印本。
（五）其他
一些常用先秦典籍可只标书名和篇名，用中圆点连接。如：《论语·学而》；《淮南子·地形训》。
四 期刊、报纸
引证期刊、报纸上的文章作为析出文献来对待，标注的内容及顺序为：①作者姓名；②文章名称；③期刊或报纸名称；④卷册号或日期；⑤页码。如：
吴艳红：《明代流刑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朱汉国：《民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动》，《光明日报》1997年6月17日。
引证期刊文献还应注意以下情况：
1、同一期刊有不同的专业版本、地区版本、文种版本时，应标注版本，以示区别。如： 黄义豪：《评黄龟年四劾秦桧》，《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年第3期。
2、刊名与其他期刊相同，应标注出版地点以示区别。如：
费成康：《葡萄牙人如何进入澳门问题辨证》，《社会科学》（上海）1999年第9期。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3、流行范围较小、较少见的期刊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期刊应适当加注出版地点。如：费海玑：《缘督庐日记的史料价值》，《书目季刊》（台北）第1卷第2期（1966年12月），第47—52页。
4、期刊卷册有年期号、卷期号、总期号三种表示形式，一般只用一种。用卷期号或总期号表示时，其后应以括注形式标出出版年月。如：
杨冬梅：《民国时期南京的市民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37卷第3期（2000年5月），第139页。
佚名：《班禅赴印记略》，《近代史资料》总第62号（1986年12月），第78页。
五 外文文献
1、引证外文文献，原则上应使用该文种通行的引证标注方式。
2、引证英文文献的标注方式：责任者姓氏在前，名字在后，中间用下圆点隔开；析出文献题名用正体；出版物名称用斜体；引文在原书跨页，页码间用连接号（如“pp.3-4”），引文散见两页以上，页码间用逗号（如“pp.5,8,10”）；注释中纯系英文，句末用句点，如中英文混用，句末用中文句号。如：
Basar, T., Olsder, G. J. ,Dynamic 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 123.
Polo, M.,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lated by William Marsden.Hertfordshire: Cunberland House, 1997.
Daily, G., Ehrlich,P., Polulation Extinction and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In Perrings, C., Maler, K.- G., Lolke, C., Holling, C., Jansson, B.-O. (e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 pp. 45-56.
六 未刊文献
原有的标题，用双引号标注（不用书名号）；文献本身没有标题时，可代拟标题（不用任何标点符号）。引用的未刊文献为原始文献时，可以不作说明，不是原件时，应说明文献与原始文献的关系。
1、学位论文：标明作者、文献标题（用双引号括注，下同）、文献性质、学术机构、日期、页码。如：
方明东：“罗隆基政治思想研究（1913―1949）”，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年，第67页。
2、会议论文：标明作者、文献标题、会议名称和文献性质、会议地点或举办者名称、日期、页码。如：
中岛乐章：“明前期徽州的民事诉讼个案研究”，国际徽学研讨会论文，安徽绩溪，1998年。
3、未刊手稿、函电等：标明作者、文献标题、文献性质、收藏地点和收藏者，收藏编号。如：
陈序经：“文化论丛”，手稿，南开大学图书馆藏。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6日，缩微胶卷，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495/74/290。
“傅良佐致国务院电”，1917年9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档案1011—5961。
七 其他
解释式注释中涉及文献出处时，需用圆括号括注版本信息，以保持陈述语句完整。如： ①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卢汉超著《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②参阅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章。 ③转引自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456页。 《历史研究》编辑部 2001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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