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译本文体风格研究 本文关键词：论语，译本，文体，风格，研究
论语译本文体风格研究 本文简介：摘要：阿瑟·威利《论语》译本树立了中国典籍翻译风格的现代英美标准，多次被西方学者引用。在国内却因“承载西方意识形态”、误译、错译而屡遭诟病，本文结合威利《论语》翻译观，采取翻译文体学研究视角，借鉴威利译本文体风格的语料库定量分析研究，从词汇、句式、修辞等角度对威利和其他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就文体风
论语译本文体风格研究 本文内容：
摘要：阿瑟·威利《论语》译本树立了中国典籍翻译风格的现代英美标准，多次被西方学者引用。在国内却因“承载西方意识形态”、误译、错译而屡遭诟病，本文结合威利《论语》翻译观，采取翻译文体学研究视角，借鉴威利译本文体风格的语料库定量分析研究，从词汇、句式、修辞等角度对威利和其他译本进行对比分析，认为就文体风格而言，威利译本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中心立场，更好地在英语语境中保留了原作的文体特征，体现出对原作风格和中国文化的尊重，为西方读者展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体；文化；对比
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近代学者辜鸿铭(1857-1928）、英国著名汉学家威利（ArthurWaley,1889-1966）都是斐名中外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家，他们各自的《论语》译本各有所长，都堪称经典。威利《论语》译本（以下简称威利译本）因“第一次向英语读者生动的展示了古代中国的思想、礼仪和制度”[1]，而被视为中国古代儒学典籍的权威英译本，并在如何处理中国典籍翻译的风格问题上，树立了现代英美标准[2]，该译本学术性和文学性并存，多次被西方学者引用。而国内翻译界对威利译本的价值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与威利在国际汉学界的威望极不相称。目前国内部分专家仍然侧重威利译本语言层面转换中的对等，却少有专家从文体学角度研究其译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力。单纯在语言层面的“对等”，远不能“恰当”地在英语母语语境中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典籍的文化底蕴以及承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着重关注翻译后目标语系“文体”的恰当与近似，才能做到情传意达。在这一方面，威利在使用英语还原重现《论语》文体特征上，是西方翻译界的佼佼者。本文采取翻译文体学研究视角，分别以以纽约Al-fredA.Knopf公司2000年出版的威利《论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理雅各译释《论语》《大学》《中庸》译本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辜鸿铭《论语》译本例句为参照，从词汇、句式、修辞三个方面，对比威利译本与理雅各译本、辜鸿铭译本的文体特征，研究威利译本在英语世界流行的的原因，认为威利译本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中心立场，更好地保留了原作的文体特征，体现了对原作风格和中国文化的尊重，为西方读者在英语语境中展示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儒家思想。
一、翻译文体学研究概述
鲁迅曾指出成功的译者不仅要传递作品内容，还必须兼顾作品独特的风格。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已经不再以对等为追求，而是把翻译定义为对原文的改写和再创造。翻译过程中，内容的阐释必然涉及文化认知和风格再现，翻译文体学由此应运而生。风格是可译的，译文风格是译者选择的结果。近十年来，风格翻译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和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方法。针对风格研究，英国语言学家Gef-freyN.Leech提出了词汇、搭配、句法和修辞四个层次的核对清单。英国翻译研究学者JeanBoase-Beier则在《翻译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强调“文体风格是我们构建和解读文本的核心”[3]，原作风格中蕴含着作者的艺术动因，译者须对此加以识别，并尽力在译文中再现这种风格。因此译者对源语文本风格的认知、源语和目的语的诗学体系以及译者本人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意识形态、审美倾向和用词习惯等都会直接影响译文本的风格。中国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是国内最早进行翻译文体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早在1986年首倡《文体与翻译》，并根据不同文类（genre）探讨了文体特征和相应的翻译策略。刘氏指出翻译风格研究需要从作家风格、文体风格和译者风格三个角度进行考量。首先应该通过语言文本分析确定具体的风格要素，然后进行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的风格对比。文体翻译研究不能仅仅聚焦原作风格表现手段，还应该关注译文如何在对应风格中表现得“恰当”[4]。风格是某些或某类语项和结构在文本中经常性的、有统计意义的复现。刘宓庆对风格要素分为“形式标志”和“非形式标志”两类，前者包括音系、语域、句法、词法、章法和修辞标志；后者包括表现法、作品内在素质、作家或译者的精神气质、接受者的视域融合等。[5]关联翻译理论的开创者Ernest-AugustGutt曾经指出，相较于非文学翻译而言，文学翻译更贴近于源语文本，因为它不仅传达原文信息，还要再现原文风格。笔者认为，《论语》的三个英译本中，威利译本更忠实于原文的风格特征。
二、威利译本与其他译本文体风格对比
三位翻译大师因所处时代不同，翻译目的各不相同，呈现的译文也各有千秋。理雅各译经目的是为传教士提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材，因注释的详尽系统性著称，他贯彻“忠实”“直译”原则，严格按照汉语句子的结构进行翻译，这种死板的译经方式使译文显得冗长僵硬。[6]辜鸿铭译经的目的是让西方读者了解儒家思想的内涵，其特色是以西译中，译文经常因过分强调英语的地道和流利而牺牲了原文文体的简洁性。威利译经的目的是为了向西方知识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成就，尽量客观公正的还原《论语》的本色，其译本文学性和学术性并存。威利在翻译《论语》时采用“合适性”，而不是“语义对等”的意译策略，再现原文文体特点，以达到“情感忠实”。威利认为单就一句话的翻译而言，很少能实现字字对等，因为那样会破坏原作的艺术性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在多种近似对等中进行选择。他经常在已经完全理解了文本的意思后，花数个小时坐在桌前琢磨在英语中该用怎样的方式才能既传达了原文的意思，又能重现原作的格调和文采。尤其是在远东一些哲学文本中，凸显的也常常是文本的情感意义而非逻辑意义。[7]因此，在阅读大量威利译作之后，笔者认为，威利译本的突出贡献是使西方读者最大程度在母语语境中“恰当”地体会理解中国典籍和其承载的意义。典籍译本翻译应该既重视翻译原文内容，还要重视体现原文的文体特征。下面分别从词汇、句式、修辞三个方面，分析威利译文与其他译文在翻译文体风格方面的差异对比。
（一）从词汇方面对比威利译本的文体风格
《论语》文体上属语录体，结构严谨，对仗工整，措辞典雅，文化信息丰富，行文简洁，用词经济。词汇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特色，也是翻译中最难处理的部分，毕竟有些文化负载词是不可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的。另外，古汉语中的语气词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对人或事件的态度或意见，也是文体的重要特征。下面结合两个例句分析三个译本在词汇方面如何比较恰当地保留了原作风格。1.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第六》）Themastersaid,ahorn-gourdthatisneitherhornnorgourd!Aprettyhorn-gourdindeed,aprettyhorngourdindeed.（威利译）[8]TheMastersaid:"Acorneredvesselwithoutcor-ners.———Astrangecorneredvessel!Astrangecor-neredvessel!"（理雅各译）[9]Confuciuswasonceheardtoexclaim."Agobletthatisnotglobular:whycallitagoblet;whycallitagoblet?"（辜鸿铭译）[10]首先，在理解原句方面，三者都能做到准确理解原文含义，均在翻译原文加注解释“觚哉”是孔子在感叹当时的诸侯政治斗争激烈、礼乐崩坏的场景。但是在“觚”（古代盛酒的器皿）这个先秦文化负载字和语气词“哉”的翻译处理上，三者各有千秋。威利对“觚”采取的翻译方式非常新颖。他首先是在注解中解释“horn-gourd”是“bronzegob-let”，使读者明确地了解这是一种铜制的饮酒器。随后他对“觚”这个汉字进行了拆解，告诉读者“觚”是由“角”（horn）和“瓜”（gourd）两个汉字组成，但是“觚”本身经他考证，既不是葫芦状，也不是角状，而是一种铜制酒器。威利通过这种考证式的翻译方式，创造出新词“horn-gourd”，既保留了“觚”这个中国字在西方读者眼中“适当”的陌生感，又让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不同，同时避免了直译成“corneredvessel”和“goblet”造成过多西方元素掺杂和中国元素流失。语气词“哉”也被恰当地翻译为“indeed”。这种翻译风格符合威利翻译《论语》“还原文体”的目的，同时也说明他作为一个顶尖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和对学术考究的热情。读者从译文表示强烈否定的措辞“neitherhornnorgourd”和“aprettyhorn-gourdindeed”的重复使用中体会孔子当时的无奈和叹息的语气，达到了威利为重现原文文体特点而提倡的“情感忠实”的翻译原则。理雅各在此将“觚”翻译成为了“corneredvessel”，即方形容器，语气词“哉”在译文中也被省略。理雅各《论语》翻译的目的是为传教士提供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教材，加之他本人中文修养有限，在翻译有些反映中国文化的生僻词汇时，必须依赖前人的注解，用词难免稍欠推敲，甚至会曲解词意。“Corneredvessel”这类翻译会让西方读者感觉晦涩难懂，不符合原文通俗简约的风格。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目的则截然不同。他对西方文化相对更熟稔，试图借助翻译儒家经典与西方文明对话，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他直接将“觚”翻译成了“goblet”，即“高脚杯”，这一翻译虽然直接了当，却没有给读者留下对于中国酒器的想象空间。如前文所言，文体翻译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保持“适当”的语义传达，此处辜鸿铭为了迎合大众需求，牺牲了来自东方文化的“陌生感”。简单的“子曰”被译作“Confuciuswasonceheardtoexclaim.”原文叹息惆怅的情感语气词“哉”也被转译到一个问句“whycallitagoblet?”中表示困惑不解，译文在忠实于原文方面没有威利译文做得好。2、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述而·第七》）Tzu-lusaid,SupposingyouhadcommandoftheThreeHosts,whomwouldyoutaketohelpyou?（威利译）[11]Tsze-lusaid,"IfyouhadtheconductofthearmiesofagreatState,whomwouldyouhavetoactwithyou?"（理雅各译）[12]Whenhisotherdisciple,theintrepidChungYu,heardtheremark,hesaidtoConfucius:"Butifyouwereincommandofanarmy,whomwouldyouhavewithyou?"（辜鸿铭译）[13]中国文化负载词“三军”是翻译的难点，上述三个译本反映了译者不同的意识形态、源语目的语的诗学体系和用词习惯等直接影响译文的风格。威利在译本前言中特别提及子路是心理学家认为的性格外向的典型人物，性格直爽，长于政治。“三军”被译作“theThreeHosts”，并在注释里点明是所有的军队；“supposing”一词的使用传神地体现出师生和睦、自由交流的意境。这节口语常用词汇的使用符合目标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预期，也符合源语语言含蓄隽永的意味。理雅各把“三军”译作了“thearmiesofagreatState”，全句使用了正式的虚拟语气，庄重而又呆板，有悖于原文师生对话的随和随意的语境特征，但与理雅各翻译的目的和读者预期和用词习惯相符。辜鸿铭的译文字数最多，为了上下文的通顺，也为了尽可能靠近目标语读者，添加了原文没有的信息，如“子路曰”被译为“Whenhisotherdisciple,theintrepidChungYuheardthere-mark,hesaidtoConfucius”；“三军”却被简单地译作“incommandofanarmy”，虽然符合了英语读者的认知，却抹杀了原文先秦文化的特色。
（二）从句式方面对比威利译本的文体风格
3.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学而·第一》）原文句式富有变化，七句字数不均等的长短句交替，语篇的内在层次与逻辑靠读者自己心领神会，其中三音节句子音节铿锵，四音节句子通俗简洁，整节读来极具气势和节奏感。TheMastersaid,Ifagentlemanisfrivolous,hewilllosetherespectofhisinferiorsandlackfirmgrounduponwhichtobuilduphiseducation.Firstandforemosthemustlearntobefaithfultohissu-periors,tokeeppromises,torefusethefriendshipofallwhoarenotlikehim.Andifhefindshehasmadeamistake,thenhemustnotbeafraidofad-mittingthefactandamendinghisways.（威利译）[14]①TheMastersaid,Ifthescholarbenotgrave,hewillnotcallforthanyveneration,andhislearn-ingwillnotbesolid.②Holdfaithfulnessandsincerityasfirstprinci-ples.③Havenofriendsnotequaltoyourself.④Whenyouhavefaults,donotfeartoaban-donthem."（理雅各译）[15]Confuciusremarked,＂Awisemanwhoisnotseriouswillnotinspirerespect;whathelearnswillnotremainpermanent.＂＂Makeconscientiousnessandsincerityyourfirstprinciples.＂＂Havenofriendswhoarenotasyourself.Whenyouhavebadhabitsdonothesitatetochangethem.＂（辜鸿铭译）[16]威利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为保持原作的艺术性而进行了意译。此节译文长短句交替，一气呵成。用一个“if”条件句统领全局，另一个“if”条件句收尾，颇具匠心地使全章首尾相顾。另外，定语从句、并列连词“and,then”、逻辑连词“firstandforemost”“todo”不定式以及情态动词“must，mustnot”等使得译文句式变化多端，形式上更显得流畅连贯，凸显了原文各句之间的内在逻辑，利u··4期王芳：威利《论语》译本的文体风格研究第于读者充分理解译本。而理雅各为方便传教士理解和学习汉语，将原文分割为意义并列的四小节，并多选用正式的书面语和宗教词汇（veneration），读者能体会出传教士传教的意味。另外，译文表达方式比较单一，没有体现原文的句式多变，有悖于原文气势恢宏的整体性说理特征。辜鸿铭译文通过添加主语和从句引导词等衔接手段，将原文中的三音节、四音节甚至是一音节句式，均被主从复合句或并列句替代，在句法形式上显得相对通顺流畅，减少了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却有悖于原文古朴典雅的文体风格，也没有体现原文说理的渐进性和层次性。4.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述而·第七》）TheMastersaidtoYenHui,ThemaximWhenwanted,thengo;Whensetaside；isonethatyouandIcouldcertainlyfulfil.（威利译）[17]TheMastersaidtoYenYan,"Whencalledtooffice,toundertakeitsduties;whennotsocalled,tolieretired;—itisonlyIandyouwhohaveattainedtothis.（理雅各译）[18]Confuciusoncesaidtohisdisciple,thefavouriteYenHui,"Toactwhencalledupontoact,inpubliclife,and,whenneglected,tobecontenttoleadoutaprivatelife—thatiswhatyouandI—webothhavemadeupourmindsupon."（辜鸿铭译）[19]威利译文借助诗歌形式，重复使用“when...then...”这种没有主谓宾结构的省略句，述而不作，来表达“话外之音”，具有东方的“看破但不说破”的文化特点。这一例句很好地说明了威利翻译手法的美感和概念传达的精确度，再现了原文简约、含蓄、模糊的美这一重要文体特征。理雅各此节译文措辞和句式都较正式严肃，为方便传教士理解中国隐士文化，译文内容显得过于直白和透明，如“office,duties”等，与源语古朴含蓄的语言特征相悖；另外，此节破折号的使用显得突兀和牵强，不符合原文古朴与典雅并存的文体特征，令读者感觉句式比较单调别扭。辜鸿铭此节译文字数最多，标点符号使用次数也最多，译文句式地道自然，句式富有变化，文采飞扬，但仔细读来不免感觉译文风格与原文有较大出入，译者好随已意，有不忠于原文之嫌。5.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第九》）TheMastersaid,ItwasHuiwhomIcouldcountonalwaystolistenattentivelytoanythingIsaid.（威利译）[20]TheMastersaid,"NeverflaggingwhenIsetforthanythingtohim;—ah!ThatisHui."（理雅各译）[21]Confuciusremarkedofhisdisciple,thefavouriteYenHui:"HewastheonlymanwhowasnevertiredandinattentivewhileItalkedwithhim."(辜鸿铭译)[22]威利译文使用一个强调句凸显了原文的感叹句句式特征，口语化句式传递了原文孔子和颜回深厚的师生情谊，基本在语义和句法上实现了与原文对等。理雅各用表示绝对否定的句式“neverdo-ing”来对应原文的“不惰”，语气词的使用有些多余，没有体现原文的情感因素。辜鸿铭添加了冗长的背景信息交代人物身份，并用一个定语从句和一个时间状语从句分别对应原文的“惰”和“语”，与原文简洁的对话体风格不相符。
（三）从修辞方面对比威利译本的文体风格
6.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第七》）TheMastersaid,Atruegentlemaniscalmandatease;theSmallManisfretfulandillatease.（威利译）[23]TheMastersaid,"Thesuperiormanissatisfiedandcomposed;themeanmanisalwaysfullofdis-tress."（理雅各译）[24]Confuciusremarked,"Awiseandgoodmaniscomposedandhappy;afoolisalwaysworriedandfullofdistress."（辜鸿铭译）[25]此节使用排比与对比修辞手法，将君子的坦荡与小人的患得患失形象进行对比，颇具感染力。威利通过对原文的改写和再创造的方式体现原文的风格，如“atease”与“illatease”这对反义词形式上押韵，对应“荡荡”和“戚戚”，对应了原文的排比风格，反映了译者高超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情趣，再现了原文蕴含的情感。正如崔永禄评价，“威利的译本则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风貌，注意细节的传译，尤其宜于学者进行研究适用。”[26]理雅各此节翻译较死板僵硬，用词较正式，没有体现源语文体上的排比修辞，译文缺乏应有的生动性。辜鸿铭以读者乐于接受和熟悉的表达形式，传递了淡然欢喜的君子形象和终日忧虑的“傻子”（小人）形象，其目的是让儒家文化在西方扎根生存，却偏离了原文的风格和原意。7.子曰:“兴於《诗》，立於礼，成於乐。”（《泰伯·第八》）TheMastersaid，LetamanbefirstincitedbytheSongs，thengivenafirmfootingbythestudyofritual，andfinallyperfectedbymusic.（威利译）[27]①TheMastersaid,"ItisbytheOdesthatthemindisaroused."②ItisbytheRulesofProprietythatthechar-acterisestablished.③ItisfromMusicthatthefinishisreceived.（理雅各译）[28]Confuciusremarked,"Ineducationsentimentiscalledoutbythestudyofpoetry;judgmentisformedbythestudyofthearts;andeducationofthecharacteriscompletedbythestudyofmusic.Wordsworthsaysofpoetrythatistendsto:"Nourishtheimaginationinhergrowth,andgivethemindthatapprehensivepower,Wherebysheismadequicktorecognizethemoralpropertiesandscopeofthings."(辜鸿铭译）[29]原文微言大义，三个排比句生动形象地点明“诗、礼、乐”在君子修身学习过程中的先后顺序。威利通过补充必要的英语语法成份，使译文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用动词过去分词+by+名词的三个排比句句式，将原文的信息和风采准确地翻译了出来，句式相对更简洁。理雅各此节翻译使用三个强调句句式和倒装句式来对应原文的排比句式，与原文形式不符，同时措辞比较僵硬和正式，《诗》被翻译成颂歌“Odes”，与原文的口语风格不符。辜鸿铭译本以西释中，引用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阐述诗歌的意义，意在指出华兹华斯与孔子的思想有共通之处，利于目的语读者认同孔子的观点。此节明显有悖于原文简洁明快的对话体风格。此外，前文通过对威利、理雅各和辜鸿铭三译本文体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国内部分学者利用数据库三本《论语》译本进行统计对比得出的结论大致相符合。根据黄勇对威利译本用词风格的定量分析，参数包括全文平均句长、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等，统计数据基本与前文中的文学分析相吻合，即威本翻译意在采用更加多样化的词汇、灵活的句式与“去欧洲中心化”的文化载体视角，力求展示原汁原味的、具有“朦胧美”“中国中心”的论语和孔子形象，表达《论语》微言大义的对话体语体风格，保持了原文简洁明快的语言特征。[30]
结语
笔者认为，国内翻译界对威利译本翻译承载的“西方意识形态”和错译、误读的批评是有失偏颇的。某些学者在论文中提到“借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来解释中国儒家思想”，在认真阅读品味威利的翻译之后，读者很容易发现，他并没有大量借用西方哲学思想来机械解释儒家思想，反而在充分了解汉语本意之后，大胆创新，敢于承担错译、误译的风险，创造性地使用新词，适当地借助古英语格式和文风，在还原《论语》文体方面做得尤为出色，让西方读者能在母语语境中，最大程度“原汁原味”地理解中国文化，这是威利也是威利译本能够风靡欧美国家的根本原因。就文体风格角度而言，威利在遵从英语表达习惯的基础上，再现了原文大部分的文体特点，体现了原文“寓理于情”的说理风格，对《论语》的言说方式和文体特点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威利在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对原文的尊重和忠实，使读者能够触摸到儒家著作的文体风格和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儒家思想。
作者：王芳 单位：潍坊学院
论语译本文体风格研究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