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逻辑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本文关键词：主要内容，逻辑，影响，张申府
张申府逻辑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本文简介：摘要：阐述了张申府逻辑观形成的知识背景,认为张申府的逻辑观萌芽于其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积累的哲学与逻辑兴趣,并在此后长期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张申府逻辑观的内容,主要包括对logic的译名、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数理逻辑的自觉引介和推崇。分析了张申
张申府逻辑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本文内容：
摘要：阐述了张申府逻辑观形成的知识背景, 认为张申府的逻辑观萌芽于其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积累的哲学与逻辑兴趣, 并在此后长期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中逐渐形成并发展。张申府逻辑观的内容, 主要包括对logic的译名、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以及对数理逻辑的自觉引介和推崇。分析了张申府逻辑观对牟宗三、张岱年等人的影响, 指出张申府逻辑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 具有局限性, 强调应进一步开展张申府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的研究。
关键词：张申府; 逻辑观; 数理逻辑;
张申府是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数学家、政治活动家, “对当时社会进步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1]序。逻辑观是张申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目前有关张申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政治思想、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活动等方面, 对张申府逻辑思想的研究还相当滞后。挖掘和剖析张申府逻辑观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影响与局限等, 是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环节。
一、 张申府逻辑观形成的知识背景
张申府逻辑观的起点是其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积累的哲学与逻辑兴趣。 张申府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类 (理科的预科) , 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是哲学门第一届学生, 随后转入数学门。 张申府并没有因转系而放弃学习哲学, 他称:“转了数学门, 我又放不下哲学。 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 时间虽然极短, 但眼界大开, 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样, 我上的是数学的课, 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 从那时起, 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2]8张申府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源自在北大藏书楼偶然读到罗素《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 接着开始阅读大量罗素的著述, “借助罗素的《哲学问题》, 张对逻辑学的兴趣不断增长”[2]145。 在北大学习期间, 张申府“对数学正课常不大用心理会, 而纵情读哲学书, 尤其逻辑书”[3]100。张申府直言:“从1916年至1919年这三年中, 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 任何的东西……像罗素一样, 我爱上了逻辑。”[2]146同时, 张申府也读些严复和章士钊在逻辑方面的译著或文章。 基于对哲学、对逻辑的兴趣, 以及受罗素思想的影响, 张申府游学于数学与逻辑之间, 始终心系逻辑, 其逻辑观得以萌芽。
1917年秋, 张申府留校任北京大学预科“逻辑”“数学”助教, 开始了漫长的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生涯, 其逻辑观进入从形成到成熟的阶段。1918年改教北京大学预科“逻辑”“哲学”;1920年任北大讲师, 讲授“逻辑”, 同年冬季受聘于法国里昂大学教授逻辑学;1924年由李大钊推荐前往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前身) 任教授, 兼教“高等数学”“西洋哲学史”“逻辑”三门课;1928—1929年上半年在上海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教授“西洋哲学史”“逻辑”“西洋现代哲学”“罗素哲学”等课程;1929年下半年回到北平, 在中国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 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三校教师, 教授“罗素哲学”和“逻辑”等;1930—1936年任清华大学逻辑学教授, 讲授“形而上学”“逻辑学”“数理逻辑”“西洋哲学史”等课程, 同时在北京大学每周讲授两小时“西方逻辑”和“西方哲学史”;1948年应邀在华北学院任教, 讲授“逻辑”与“西洋哲学史”。此后因政治原因, 张申府淡出政坛与学术界, 也不再承担逻辑学的教学工作。以张申府和金岳霖1932—1933年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开设、主讲的“普通论理学”课程为例, 该课程“上学期以讲演绎法为主, 下学期以讲归纳法为主”[4]244, 涉及的是传统逻辑的内容。而张申府独立承担的“数理逻辑”课程“对数理逻辑作总括研究, 以使学者能循读principia mathematica, 进而解决其未解决之问题, 并应用本学以求一般哲学问题的解决为归”[4]249, 主要包括“史的发展, 命题算法, 命题函数, 摹状——不全记号——逻辑构作, 类, 系统, 次序, 结构, 推断与含蕴, 逻辑诡论及类型论, 数学之逻辑化, 公理法, 数理逻辑对于哲学及科学之应用”[4]249等内容。可以看出, 现代逻辑也是张申府教学中的重要部分。由此, 张申府的逻辑观主要受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这两方面内容的影响, 逐渐形成并发展。
二、 张申府逻辑观的主要内容
“西洋文明, 自古至今, 最大的特色, 一言以蔽之, 不外乎逻辑。”[5]203何为逻辑?虽然没有找到张申府关于“逻辑”的清晰明确的定义, 但可以在其论述中看到他对逻辑的认识与看法, 在此基础上把握其逻辑观。
1. Logic的译名问题
Logic自传入我国, 译名颇多, 如逻辑、名学、论理学、理则学、辩学、辨学等。张申府对Logic的定名问题作了阐释, 他认为译名应当遵循“斯名止于斯物”和“约定俗成”的原则与方法。从这种意义上, Logic的译名可以兼取“逻辑”和“名学”。
一方面, 音译为“逻辑”能够最大程度上概括逻辑这门学问, 且与Logic完全切合, 更便于理解。张申府认为, “逻辑”这两个字, “凡Logikon所能该括者, 悉可该括之;而且以字面而言, 则此两字字面的意思, 实与Logic (英) 或Logik (德) 或Logigue (法) 等最初原本之字的意思, 完全切合。”[1]121并进一步考证了Logic的词源, 指出“Logic等乃来自希腊字之Royos (Logos) 。Logos何自而来?这是平常逻辑小书中, 都不言的。其实, Logos也非最初之字, 而乃孳乳自Reyelu (Legein) , 此字原谊 (原意——笔者注) 与拉丁字Legere同与英字togathet相当”[1]121。
另一方面, Logic译名也可以采用“名学”。张申府认为逻辑是“只论形式而不论内容”的学问, 狄考文将“形学”用作“几何”的译名了, 所以Logic取“名学”。但“名学”这个好名词, 却因“逻辑”两字日益流行而要偏废了, 因此他偶尔稍稍用之。
2. 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
关于逻辑学的性质, 张申府认为:第一, “逻辑、算数、工艺都是解决问题之具”[6]350, 即逻辑具有工具性;第二, 逻辑是“型式之学, 或结构之学”[5]327, 即逻辑具有形式性;第三, “逻辑为一切学问所不能缺”[5]326, 即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具有基础性。
明确了逻辑学的性质, 张申府进一步阐释了逻辑的作用, 特别是对于改造笼统模糊的思维方式、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非常有益。“逻辑讲的是怎样说话, 或应当怎样说话。由此联带地乃讲怎样思想, 讲应当怎样思想。更由此联带地乃讲怎样推断或推理或推论, 讲应当怎样推断或推理或推论……逻辑就又讲怎样证明一个学说, 怎样成立一个理论, 以及怎样组织一个学问系统。”[5]326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逻辑有助于人们有效地表达思想, 识别错误的认识, 并减少误会。
3. 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 学术界曾发生“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论战”, 一些人反对辩证唯物论, 认为唯物辩证法是违背逻辑而不能成立的, 一些人则宣扬唯物辩证法, 将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 认为形式逻辑是毫无价值的, 双方各执一词。直至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次论战, 这个问题才得以真正解决, 即既承认唯物辩证法的真理价值, 又承认形式逻辑的科学价值。而张申府以理性、审慎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较早且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
张申府认为, 逻辑主在辨, 即逻辑作为包括辩证法在内的一切科学的工具和形式, 重在辨名析理;而辩证法要在活, 重在通, “活”即事物的变化与发展, “通”即事物之间的联系。逻辑与辩证法, 非特相需以为用, 也相资以补正。不宜偏废[6]291。他既看到了逻辑学的科学价值, 也承认辩证法的方法价值, 认为二者相通也相补, 强调将二者结合, 并从整体与部分、形式与内容、可能与现实、一般与个别等角度详细阐述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相辅相成关系。有学者将张申府的这种观点称为“解析的辩证唯物主义”[7]。
4. 重视数理逻辑
数理逻辑可以在更精确的程度上和更广泛的范围内处理普通形式逻辑所难以处理的逻辑问题[8]。数理逻辑自20世纪初开始传入我国, 最早可以追溯到张君劢所译的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逻辑学著作《逻辑基础教程》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 命名为《耶方思氏论理学》, 与其译自同书的是王国维在1908年所译的《辨学》。但无论是张君劢的译本, 还是王国维的译本, 其中涉及数理逻辑的内容仅仅是在译介西方逻辑学著作的过程中稍加提及或介绍, 并不是自觉地或有意识地引进数理逻辑, 也未能引起学界的注意与反响。
20世纪20年代前后, 张申府开始自觉地向国人介绍和引进数理逻辑。1919年, 张申府在《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中谈到:“外有孔德 (倡实哲学。首明科学通史之意, 称其建设者) 以数学为通学, 为一切实学之唯一真基为凡合理之起点 (穆勒约翰云孔德真可谓已创高等数学之哲学) 且当其时并具‘精密科学双目’者人 (即兼通数学与逻辑) 兴于英, 遂再发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Symblolic Logic=Algebra of Logic=Algorithmic Logic=Logistique (Logistic) 步尔 (即布尔——笔者注) 棣么甘 (即德摩根——笔者注) 是也。”[5]2-3并介绍了怀特海、罗素等人的数理逻辑思想。1920年, 张申府写《罗素》一文向国人介绍罗素, 开篇即称“罗素 (Bertrand Russell) 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 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 (名学) , 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斯谛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5]32郭湛波称“中国研究罗素思想最有心得, 介绍最力的, 就是张申府先生”[9]。张申府对罗素及其数理逻辑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 先后翻译了罗素的《意谓的意谓》 (1927年) 、《罗素的演绎论》 (1930年) 等逻辑学著述。
张申府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外逻辑学研究, 特别是数理逻辑研究等方面的动态与趋势, 并将国外最前沿的著述介绍到国内。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许多现代西方重要的哲学家、逻辑学家都是张申府首先介绍到中国的。1921年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德国出版, 1922年由奥格登译成英文, 1927年张申府根据德文版并参考奥格登的英译版将其译成中文, 译名为《名理论》, 这是此书英德对照版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语言的译本。张申府认为《名理论》“其中所陈, 可说是近代西学成就, 尤其是数理逻辑的一种精华”;罗素对于其弟子维特根斯坦的这本书也是赞赏有加, “不但特为长篇引言, 以为介绍, 在别处也时时表扬之甚力, 劝人必读”[10]。此外, 他还介绍了卡尔纳普的《数理逻辑概略》 (1932年) 、《语言的逻辑句法》 (1935年) , 耶根森的《形式逻辑》 (1932年) , 莱欣巴赫的《概然算法之公理法》 (1933年) , 蒯因的《数理逻辑统系》 (1934年) 等逻辑学著作。
诚然, 张申府在早期引进的数理逻辑不够完整, 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逻辑演算系统, 介绍也多偏重于数理逻辑的逻辑观念理论、应用理论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 张申府是自觉引进数理逻辑的第一人, 他的大力引介和有益探索为数理逻辑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张申府逻辑观的影响与局限
1. 张申府逻辑观的影响
张申府、金岳霖、沈有鼎所在的清华大学哲学系因重视逻辑课, 曾被称为“数理逻辑派”。张申府介绍, “清华重视逻辑, 恐怕已是全国都知的事实了。重视逻辑不但因为逻辑本来应当重视, 也实在因本系教师恰巧大多数都是努力于逻辑者。因此关系逻辑的学程, 当然也设的特别多。除了普通逻辑为第一年级必修科目外, 如数理逻辑, 记号逻辑, 逻辑史, 以及将来要设的概然逻辑等, 恐怕都是国内各大学不大有的课程。”[5]183张申府将原本抽象难懂的逻辑学讲得生动有趣, 尤其擅长结合时事与政治评论讲逻辑, 其学生回忆称:“当时清华文科班开三班逻辑课……第三班由张崧年先生教, 选课的人格外多”[2]196, “一般来说, 逻辑学所讲内容, 比较抽象、深奥、难懂。但张申府教授博学多闻, 知多识广, 再加上对课程内容的融会贯通, 却把它讲得生动、通俗、易懂。”[3]234张申府深厚的逻辑素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 及其较为成熟的逻辑观, 尤其是他对数理逻辑的强调与重视和他的逻辑分析法, 影响了一批人。
牟宗三在逻辑领域的研究 (逻辑学著作主要有《逻辑典范》《理则学》等) 即深受张申府的影响, 其翻译《名理论》也是受张申府所教之助, 且也将所译版本名为《名理论》。牟宗三直言其在学校读书时, 读的就是张申府的译文, 称“张先生于维氏书中符号技术方面, 尤其是真假值图表 (简称真值图表truth-table) 方面, 是很熟练的, 他作了许多的开展。我今于此译文中, 对于那16个图式 (5·101) 予以详尽的陈列, 都是由他传授而来”[11]。著名逻辑学家王宪钧也是清华逻辑班的学生, 跟随金岳霖和张申府学习过逻辑, 其在逻辑研究, 特别是现代逻辑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深受张申府逻辑观的影响。
张申府的逻辑观更是影响了其弟张岱年, 他积极为张岱年开列阅读书单。在其直接引导下, 张岱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和逻辑学著作, “最喜读罗素 (B.Russell) 、穆尔 (C.E.Moore译摩尔) 、怀特海 (A.N.Whitehead) 、博若德 (C.D.Broad) 之书, 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12], 并在哲学研究中自觉运用这个方法。
2. 张申府逻辑观的局限
张申府长期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却没有编写出一部逻辑学教材或著作, 甚至没有保存下来讲义, 的确是一大憾事!现在从他的文章中透视其逻辑观, 仍能得到一些启发。“张申府终其长寿的一生以教授逻辑和追求政治活动为主”[2]160, 其逻辑观多多少少受到政治的影响, 尽管张申府在接受美国学者舒衡哲的采访时称, “哲学一定不能被政治影响。……如果哲学受到政治影响, 就会变得片面和讨厌。它会丧失它的客观性。……我一生有很多政治, 但哲学和政治应该分开, 不要混在一起。……我从不让它影响我的逻辑。政治不应该侵入哲学。”[2]176但我们在讨论其逻辑观时, 仍绕不开这个问题。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首倡将Logic定名为“理则”, 并大力倡导, 张申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称赞孙中山“能定为此名, 自是因深知此学的性质, 知其为‘学之学’, ‘术之术’”[1]120。德国汉学家顾有信称这一行为是“为了表示其政治上的忠诚”[13], 更大程度上是在表明他的政治立场。
正如罗素“非常关心政治, 他强烈主张社会改造。他以自身的哲学思想为根据, 导出其社会改造原理”[14]一样, 张申府将逻辑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称“逻辑加于政治, 才得活用。政治加上逻辑, 乃脱死途。”[1]573在论及“民主要有一种哲学的基础”时, 张申府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 “假使今日相信民主的人, 主张民主的人, 而不懂得逻辑, 而不重视逻辑, 而不利用逻辑, 那结果一定是不行的, 至少也将是不忠于其主张, 不忠于其信念。”[1]504而张申府提出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三条路子, 其三就是有待于了解逻辑。
四、 结 语
张申府长期关注、从事并致力于逻辑学研究, 积极从事逻辑学教育教学, 自觉翻译和引进数理逻辑著作, 是逻辑学教育的践行者、逻辑应用的倡导者, 对逻辑学的传播、普及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遗憾的是, 张申府奔波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没有写出一部完整的逻辑学教材、著作, 甚至连讲义都没有保存下来, 于数理逻辑方面也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演算系统。
目前有关张申府的研究还稍显滞后, 进一步开展张申府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的研究, 至少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基于张申府对逻辑的认识与讨论, 特别是他对数理逻辑的引进与倡导, 应客观评价张申府对逻辑学的贡献, 给予其一个合适的历史地位;二是基于张申府留下的大量言简意赅、亦理亦诗的哲学短篇, 应进一步挖掘其中的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三是应将张申府的逻辑观置于更广阔的空间, 探讨逻辑观是否对其哲学观、文化观乃至政治走向有所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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