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重构和常识主义技术观 本文关键词：决定论，技术，重构，常识，主义
技术决定论重构和常识主义技术观 本文简介：摘要： 如何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现代技术进行审视和规约已成当务之急。技术本体论曾将技术理解为一种人通过创造而趋近本体的方式,技术活动因而具有了绝对命令的超验基础。这种基调导致了技术决定论的立场:全面自主化的技术反过来宰制着人类。技术社会论者试图回到现实情境以重新界定技术的适用范围,但却仍然保留了对技
技术决定论重构和常识主义技术观 本文内容：
摘 要： 如何以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现代技术进行审视和规约已成当务之急。技术本体论曾将技术理解为一种人通过创造而趋近本体的方式, 技术活动因而具有了绝对命令的超验基础。这种基调导致了技术决定论的立场:全面自主化的技术反过来宰制着人类。技术社会论者试图回到现实情境以重新界定技术的适用范围, 但却仍然保留了对技术主体的历史主义理解。因此, 应当呼唤对现代技术的常识主义定位, 重返一种以常识所构筑的前技术视域, 才能重构自然与技术的人文和谐。
关键词： 技术决定论; 德绍尔; 埃吕尔; 海德格尔; 日常性;
Abstract： How to examine and regulate modern technology in a responsible manner has become a prior topic.Technological ontology used to regard modern technology as a way of approaching entity through creative activities.This atmosphere leads to the standpoint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the fully autonomous technology in turn dominates human beings.Technological sociologism attempts to return to the ordinary society, but still remains the doctrine of historical subjectivity.Therefore, we should call for the ordinariness view of modern technology and return to the pretechnological horizon of the common-sense world,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humanistic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technology.
Keyword：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Dessauer; Ellul; Heidegger; ordinariness;
一、引言
毫无疑问的是,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被现代技术所全面主宰的时代。现代技术完全区别于古典思想中作为“技艺” (craft) 与“制造” (making) 的传统观念。它完全蔑视制约性的自然规律, 将客体理解为受人类意志支配的产物。奥特加曾在《大众的反叛》中疾呼:“那叹为观止、奇迹一般的技术正面临威胁, 可能会毁在我们自己手里。”[1]作者试图警告世人的是现代技术与人类灵魂之间脆弱敏感的张力。对现代人而言, 那个体现压迫性的自然已经全面隐退, “世界”只是毫无拘束的人类创造性的施展舞台。然而另一方面, 一个完全不受限制的技术社会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引起了同等的困惑与担忧。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编辑等新兴技术的繁荣无限扩展了技术运用的边界, 但也在相当程度上招致了对技术人工物的怀疑和惶恐。正如埃吕尔所坦言:“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了人与他尚未完全理解的力量之间的一场赌博。”[2]其中关键的问题是, 现代技术如何得到了这种支配时代的地位?而我们能否再次获得一种真正的清醒, 以规约人对现代技术的使用?
二、技术决定论自身的哲学基础
本文的基本问题可以重述如下:是否能够找到一种超越技术本身的视角, 从而为技术运用的价值与合理性提供一种稳固且自明的尺度。根据温纳的解读, 当代技术架构的各种系统已然与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深入交织在一起。这种广泛存在的技术决定论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认为:“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 而是技术发展必然将社会塑造成适合其自主运作的模式。”[3]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统治乃是技术本质动力机制发展的唯一结果, 进而彻底否认试图超越技术本身从而规约技术的可能性, 因此难以遏制技术理性对现代生活的全面支配。统而言之, 摆在我们眼前的首要困难毋宁说在于理解技术决定论自身的哲学基础。
米切姆曾将德绍尔树立为以哲学视角理解现代技术的开端性人物:“科学哲学家在谈及技术哲学时, 最常引证的便是德绍尔的着作。”[4]通过分析德绍尔洞观技术的特殊方式, 我们得以揭示技术决定论自身凭借的哲学根基。依据德绍尔, 现代技术的出现将不可逆转地改变社会的各组成部分。技术转变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于艺术, 后者将自身的作用局限在具体的受众内, 而技术则通过施放内在的力量从而驱赶了那些拒绝受技术支配的事物。在德绍尔看来, 马匹并没有参与到现代技术的构建活动当中, 但却并不妨碍如下事实的产生:马车一劳永逸地被汽车取代了。“马匹即使没有与技术创造产生任何经验性的关联, 但技术却像作用于人一样决定了马匹的命运。”[5] (P329) 通过对这一结果的观察, 德绍尔试图提升创造性实践的地位, 并坚定维护技术发展的扩张性作用。在德绍尔那里, 现代技术不仅具有自主改变世界的能力, 甚至拥有了一种绝对命令的超验基础:对未来的人类生存而言, 技术且只有技术, 才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唯一途径。对技术决定论自身的反思因而进一步导向了对德绍尔超验主义技术观的批判。
深入分析来看, 德绍尔的技术观实际上来源于对康德哲学的某种特殊理解。德绍尔非常敏锐地把握到康德哲学中最为重要的二律背反, 即康德试图在承认现象世界合规律性与人类灵魂自由的同时, 又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康德那里, 知性的自发性与理性的必然性相互结合, 通过先验自我在获得感受性的同时为现象世界提供了合规律的先验结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推动主体本身进行知识建构行为的却是某种不可言说的人类意志。这种对意志的运用恰恰标示了人类在自发的知性层次上保存了自由。康德进而试图将一种朴素的良知理解为人类意志的最高体现, 而由良知所带来的道德义务和审美活动的保证性根源, 则来自于作为信仰的超验本体领域。
德绍尔在三个方面不满意于康德对现象与本体之间关系的理解。首先, 德绍尔虽然承认现象世界中必然规律的实在性, 但却深刻忧虑对自然进行这种阐释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对于现象世界的观念是形成一种融贯的、一致的整体, 如果我们试图将外部世界的认识建立在最牢固的必然性秩序上, 那么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就意味着要对广泛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进行粗暴的抹除和消解。这种将自然齐一化的还原已然接近一种刻板的庸俗唯物论解释, 诸如所有精神性的事物都无非是物质的功能或属性。其次, 康德将客体理解为一种先验结构与经验内容相互结合的“现象”, 就必然意味着把自然与生命理解为单纯的物理与化学, 理解为由经验科学处理的主题。然而这一论断本身恰恰超出了经验科学力所能及的范围, 从而归属一种前科学的、物化自然的激情。这种激情为人的生存构筑起一道无法逾越的樊笼: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有如死寂一般的物理广延, 如果所有生动的精神性都被封闭在冰冷的自然律当中, 那么对德绍尔来说, 个体物质性的消亡就是精神的终结, 生存的价值亦将丧失殆尽而变得毫无意义。最后, 德绍尔完全不能满意于康德对这种滋生绝望的现象世界的超越方式。对康德来说, 个体的拯救包含在他对本体世界所能形成的唯一认识上:即它根本不可认识, 并完全超出我们理性的范围。其结果是, 康德将道德实践的先验前提理解为对“自在之物”本身的信仰, 本体的超越性成为了个体良知动机的终极保证。然而这对德绍尔而言并不能更改如下事实:道德实践并不允许我们与“自在之物”形成真正的接触。
以对康德的继承性批判为基础, 德绍尔在现象与本体之间找到了两者进行沟通的唯一出路:对技术的全面运用。在德绍尔看来, 正是凭借技术创造, 我们发现了原本并不属于现象世界的预成的确定性。也正是通过运用技术, 我们参与并分享了来自本体世界自身的潜能和力量。依靠这种创造客体的技术活动, 我们已然通过规划这种创造从而超越了现象世界对我们的封闭, 进而窥见了那个永远在现实性中缺席的本体领域。技术使我们成为了本体世界将自身显露于现实之中的媒介, 而我们也通过技术进而以一种特殊方式与“自在之物”相遇。对康德而言, “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6]构成了道德绝对命令的先验前提, 这一前提深深扎根于人对超验领域的景仰与敬畏。但在德绍尔看来, 康德根植于良知的道德人格已然成为阻止我们进入本体世界的负担。根据德绍尔的理解, 由技术所诠释的可能性才是人类获得拯救的希望所在。我们将通过运用技术从而参与到和“自在之物”的照会与相聚当中, 从而创造性地将本体世界的潜在形式释放于现象世界当中。新的道德绝对命令于是转化为对技术活动的直接歌颂:“让我们制造出的东西留在可见世界中, 以不可思议的自主力量持续运转下去。这是凡人在尘世中最伟大的体验。”[5] (P328)
三、技术决定论自我克服的可能性
现代技术的决定论表现为如下特征:赋予主体的创造行为以无限的优先级, 强调技术在人类实践中的支配性地位, 同时要求清除那些阻碍技术发展的哲学遗产。我们发现, 对技术的全面运用最初诞生于一种对技术的本体论理解, 这种理解在德绍尔那里表现为将技术设想为主体与超验领域相互沟通的唯一通道。经过对康德哲学的深入改造, 德绍尔认为人受到下述绝对命令的驱使:去进行创造, 去释放由本体赋予我们的潜能。技术活动因而获得了其内在的超验基础:人只有安排创造活动的自由, 而没有不去创造的自由。通过对技术决定论思想谱系的分析, 我们发现它源自于一种特殊的哲学图景:即一方面把世界理解为单纯的物理现象, 理解为受冰冷的自然律和必然性支配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似乎许诺了某种超验的本体领域, 这一领域是我们进行道德实践的前提, 却又拒绝我们越入其中。如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技术决定论实际上拥有着本体论的根源, 它产生于现代思想对世界所实施的“物化”。在这一过程中, “技术”作为这种“物化”的结果却有着完全“非物化”的开端:试图超越或毋宁说逃离这种无意义、无生机的现象世界。
这种将技术理解为本体论的趋势导致了技术决定论的后果:制造被视为与人的基本生存所共在, 人工物本身显示出崇高的绝对价值, 因而缺乏其他维度为人类运用技术提供一种审慎的、负责任的考量。技术已经具有了一种独立的内在秩序, 因此构成了人类必须生存其间的新型特定环境。在埃吕尔看来, 技术在涉及诸如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等领域时已然是完全自主的, 它在一个封闭的循环内是自我决定的, 这允许技术独立于所有人类干预而自我运作。埃吕尔将现代技术的发展理解为一种不可逆的时代现象, 这种现象促使社会环境中的各个领域都唯一由现代技术的手段和目的所决定。现代技术试图主动将自身所凭借的方法合理性并入到所有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中, 从而展现出它完全自主化的独特“性格”。另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奥特加, 秉承存在主义基调, 将支配技术自主性的真正根源理解为一种不断进行精神创造的自我[7]。这种自我通过持续回到自身从而利用技术构建了一个外化的精神世界, 进而逐渐取代了那个作为客体的外部环境。在奥特加那里, 物质创造本身是精神自我实现的外显过程, 这种自我实现将会带来人类意愿的理想化完成。然而埃吕尔则试图严肃审视这种武断的浪漫情节。在后者看来, 认为人或自我本身还能对自主的技术产生任何支配作用都无异于痴人说梦:“当今人类的观念、判断、信仰和神话都已经从根本上被技术环境改造了。”[8]
在埃吕尔看来, 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演变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任何试图收束或驾驭这股力量的人为努力都只会反过来推进上述过程。因为由人类自身所规划的技术控制手段已然占先性地受到了技术本身的侵染, 它们已由技术活动本身所决定, 并服从于前者的既定目标和方位。埃吕尔只在如下意义上分享了奥特加的洞见:现代技术及其所包含的技术合理性, 必将全面支配人类栖居的现实社会。新的人类舒适与快乐只能存在于对这种技术环境的适应, 而绝无法超越或摆脱它。对奥特加而言, 这种技术社会对自然世界的替换恰恰展现了人的生存论本质:作为自我构造的主体通过欲求着技术从而达成了某种超自然的使命。这种使命深刻蕴含于下述技术神话当中:自我意识必将萌发对既定世界的不满足和不认同, 从而产生想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渴望。但是, 奥特加的存在主义思考完全无法洗涤埃吕尔的忧虑。对后者而言, 这种技术进步论试图将技术实践理解为主体不断解放自身的过程, 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下述可能性:主体已经在这一过程中被技术所完全异化, 从而再次受到技术的隐秘宰制。主体并非通过技术完成了自我建构, 相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主体被动地接受了技术所自行具有的一切盲目方向。在这种情况下, 主体已经承认了一个技术化世界自身所蕴含的观念:人类行动不过是一些荒谬的无目的性所构成的集合。
通过对比奥特加和埃吕尔的不同洞见, 我们考察了技术决定论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基本的问题仍然是黑格尔关于欲望与满足或主人与奴隶的历史辩证法。一方面, 认知的主体或我思的自我必须通过将知识普遍化从而确证自己驾驭外部规律的主人地位, 这带来了自然的全面“物化”, 人因而使自己委身于现象世界中。与此同时, 由科学与经验构筑的现象世界受必然性法则的支配, 这种冰冷的广延性和死寂的秩序性反过来压制了主体的自我意识, 人因而谋求超越现象世界或从中解脱。这种不满的最终结果催生了对技术的全面应用:主体不再是认知的而转变为历史的, 他以不断地创造来表达对自我的诠释。然而新的历史辩证法再次在这里展现其威力:作为自由行创造的历史主体重新将自身确认为主人, 但他却因此无法理解由创造本身所带来的新的压制。这便是被米切姆称为“浪漫主义技术焦虑”[9]的内在实质。通过解构技术进步的虚伪性, 埃吕尔揭示了人反过来受技术支配的窘境。所有技术进步都有其代价, 由技术引起的问题总多于其解决的问题, 技术因而隐含着不可预见的后果。
现代技术对人所形成的压制最终在海德格尔那里标示了人永远受到存在操弄的命运。对海德格尔来说, 技术的本质指向了使存在从遮蔽状态走向无蔽领域的解蔽过程。然而就人以技术的方式逼促自然释放其能量的行动而言, 人又受到这种解蔽过程自身的逼促。海德格尔将那种逼促着人, 使之去促成存在自行解蔽的力量理解为“集置” (Ge-stell) , 这种“集置”摆弄着人通过订造自然的方式以完成存在的解蔽[10]。在这一过程中, 人已然彻底沦为了解蔽的中介和手段。技术凭借其自主性对人所展现的控制, 乃是存在通过命运操弄人的具象化体现。技术决定论所包含的解放与压制的辩证法, 并没有导向一种黑格尔意义上普遍满足的历史完成。相反, 主体却在不断的技术创造中耗尽了自身的潜能, 并使自身处在一种放任无助的危险境地。按照柏格森所给出的警示, 技术已经不成比例地放大了人的身体, 但灵魂仍然维持着过去的样子, 两者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虚[11]。从德绍尔开始至海德格尔为止, 机械性始终渴求着神秘性作为补充, 所付出的代价是灵魂降格为激情:技术消解灵魂生长的可能性。
四、常识主义技术观的思想旨归
我们的基本问题在于:是否还存在超越技术的维度, 从而为规约技术提供一种负责任的尺度?对该问题的探讨导向了对技术决定论的剖析, 后者认为一切试图管束技术的策略本身都已经受到技术的侵染:道德伦理作为人工物的延伸失去了来自自然的支撑。通过对技术决定论的阐释, 我们发现它奠基于一种特殊的本体论之上, 这种本体论彻底抹除了那个原初的、前理论的生活世界, 并用一种已经被哲学处理过的形而上学图景取而代之。在这种图景中, 那个生动且富有活力的自然被一种相对于技术主体的物化世界所替换。用阿伦特的语言表达就是:“因其自身而持存的自然被工匠人的生产力所破坏。”[12]
为了超越技术决定论的桎梏, 或毋宁说使现代人能够重新与自身的创造性和解, 我们对回到一种前理论的常识世界感到具有突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问题的关键可简述如下:对技术决定论的实质性反驳有赖于对下述洞见的揭示, 即它本身需要建立在一种对自然的特殊理解上, 但它却并不能确证这种理解的合法性。试图将世界“物化”的方案在存在主义的语境下终于将自身揭示为一种盲目的激情, 世界的“物化”因而转变为世界的“历史化”:物的结构和秩序要依靠主体对它瞬息万变的诠释来决定。
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是:自然那总是被给予我们, 从而呈现于我们生活中的最原初的一面被彻底掩盖了。换而言之, 世界由常识和意见所支配的那种表面性和日常性被人工的技术造物所彻底毁构了。形而上学因而失去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那种健康的关联。因此可以说, 现代人与技术和解的关键在于重新发现那已经被技术隐藏的日常性的现实世界, 也只有回到其中, 我们才能重新感受到一种充盈的意义感, 才能重建技术与生活的人文和谐。常识主义技术观便是基建于对上述问题的所有理解, 这种观念尤其强调从技术决定论所构建的理论深层返回表面的必要性。返回常识不仅是为了释放人类日常生活的全部生动性, 更在于试图重现发现通往一种更可欲的深层的可能。在这里, 施特劳斯的洞见仍然彰显其效用:“那些根本上属于事物表面, 且仅仅属于事物表面的问题, 才是事物的核心。”[13]
上述段落亦部分地呈现了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考察。对胡塞尔来说, 现代科学最严重的问题是它建立在并非自明的物理主义基础上。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伽利略的几何与代数观念。伽利略试图将世界理解为均质空间与抽象形式的总和, 由此产生了关于世界整体一般形式的逻辑概念。这种概念试图抽离世界所展现的生动内涵与丰富意义, 理性因而被等同于数学的可计算性。其结果是自然被整体卷入到一种可衡量和可操作的运算规则当中。斯蒂格勒进而将这种现代科学的数字化观念阐释为数学思维的技术化:“纯粹直观丧失了原始的意义和视野, 丧失了作为原本的科学性之基础的原型目标。”[14]无论胡塞尔试图超越现代物理主义的方式, 即回归到由先验自我的意义感知所支配的纯现象是否有效, 他本人的批判都开启了现代思想对返回一种“生活世界”的全面思考。这一维度也展示了超越技术决定论从而规约现代技术的常识主义路径, 而这种转向首先演变为社会与文化批判两个方面。
对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而言, 他们试图对现代技术自身的合理性观念进行剖析, 从而抵制这种观念对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破坏。马尔库塞对现代技术本性的理解基本继承了胡塞尔的判断:那个为人类生活提供意义的日常世界已被现代技术彻底掩盖了。在马尔库塞那里,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由笛卡儿主义所导致的现实生活的技术合理化。正是笛卡儿通过彻底怀疑所达到的“我在思考”这样的事实, 将绝对清晰的观念理解为由人的内在心灵所固有, 外在的真实世界因而沦为体现不合理性的空虚。其结果是客体完全丧失了自身作为实在的独立性, 在转变为技术的数学公式中成为完全可掌握的东西。这种笛卡儿式的二元论使现实生活被理解为一种“为我所有”的状态, 从而削减了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说, 现代技术使我们对现实本身的判断被永久搁置了, 这种判断本是构成我们生存之严肃性的根本维度。在马尔库塞看来, 技术的合理化发展已然成为了技术通过重构现实而推行统治的隐秘过程:“事物的客观秩序本身是统治的结果, 统治也正在产生更高的合理性。”[15]
现代技术合理性不再关心人本身的目的, 而是将诸如严密性、控制性等观念施加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针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内部封闭与自我压制的工业社会秩序, 芒福德则试图通过返回对人之本性的考量, 以带领人性远离技术决定论的结局。芒福德将完全同意马尔库塞对工业社会秩序本身的批判:它们从根本上派生于现代技术的合理性观念。那种劳动机器的精确性、抽象的机械秩序、可预测的重复生产, 无不构成了一个以机械权力为核心的控制型社会生态。在芒福德眼中, 这种“巨机器”完全忽略了人在本性上的丰富和多样, 尤其是它本身就奠基于对人性的一种不充分的理解:人无非是创造并使用工具的个体, 是通过驯化外部环境从而达到自我驯化的动物。芒福德因此试图回到对人性起源的再次定位, 认为人就其本性而言是使用语言和符号进行表达, 从而构建起自身文化和审美的独特物种。也只有以这种超越生理学的视角来看待人之本性, 我们才能走向一种技术与人的和谐:“只有当技术劳动成为有机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时, 人类全面发展的各方面要求才能得到满足。”[16]
五、结语:日常生活的哲学意蕴
无论我们如何诠释马尔库塞与芒福德对现代技术所构建的社会———文化批判维度, 他们都充分体现了一种从理论向日常生活回归的显白倾向。通过回到社会秩序以及回到对人性自身的考量, 二者都试图从问题的源头而非理论的内在结构入手, 抵御技术决定论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已经无法超越技术自身的视域从而规约人对技术的使用。对马尔库塞与芒福德而言, 克服技术决定论的关键有赖于人从技术构建的人工世界中摆脱出来, 进而恢复人与现实之间必要的生存紧张。但应当询问的是, 我们真的可以理论无涉地返回一种由常识所支配的日常生活当中吗?或者说, 常识主义的技术观真的是可能的吗?在法兰克福学派内, 哈贝马斯试图用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取代技术合理性的统治。在日常语言的互动中主体遵循作为社会制度的规范框架, 以此达到相互间的理解和承认。而这意味着必须在如下层次认定主体间性的本质:各主体依据其自主理性从而按照技术规则安排彼此的活动。极大程度上哈贝马斯重构了芒福德对主体本性的理解:人是通过创造符号而达到自我解放的物种。
但在罗森看来, 这种回到日常生活的方式依然包含了现代思想的基本理论图景, 即对主体性或“自我”的突出强调。哈贝马斯与芒福德的理论建构都需要分享康德对主体的如下理解:人是具有整体理性和普遍道德的统觉综合统一。这种转向因而是新康德主义或卡西尔式的:人通过制造自己的符号形式从而凭借其文化创造力完成自身的超越。但在海德格尔那里, 人制造其文化的事实恰恰展现了人永远无法突破其文化的窘境。文化创造或先验想象力不过标示了人理解一切现象的有限性和历史性[17]。常识主义技术观是否可能因而有赖于对下述问题的理解:如何保持常识与意见本身的独立性, 从而为审慎地看待日常生活留下哲学空间?为了实现这种可能, 我们必须摆脱对现代性教诲的某种固有依赖。这种教诲试图暗示人自身才是世界运转的唯一目的。或者说, 只有承认一种外在于我们并且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限度, 我们才能重新回到一种富有意义且充满张力的日常生活中, 进而克服技术决定论的理论窠臼。在这样一种常识世界内, 人是开放性秩序的理解者和接受者, 而不再是机械性秩序的生产者和支配者。这意味着承认施特劳斯的下述洞见:“人应当是万物的尺度, 而绝非万物的主宰。”[18]
参考文献
[1][西]奥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 佟德志, 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158.
[2]Jacques 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Trans.John Wilkinson.New York:Knopf, 1967:84.
[3]Langdon Winner.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Sciences, 1980 (1) :1.
[4]Paul T, Durbin.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80:301.
[5]Carl Mitcham, Robert Mackey, edited.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Reading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echnology[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72.
[6][德]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邓晓芒, 杨涛祖,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220.
[7]Jose Ortega Y Gasset.Man and People[M].Trans.Willard Trask.New York:W.W.Norton, 1957:21.
[8]Jacques Ellul.The New Demons[M].Trans.Edward Hopkin.New York:Seabury, 1975:89.
[9][美]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 朱春艳, 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406.
[10][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8.
[11][法]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M].王作虹, 成穷, 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234.
[12]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M].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143.
[13]Leo Str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58:13.
[14][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4.
[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131.
[16]Lewis Mumford.Technics and the Nature of Man[J].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66 (3) :317.
[17][德]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M].王庆节,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258.
[18][美]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M].刘振, 彭磊,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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