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西方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系 本文关键词：话语权，实践，理论，关系，西方哲学
话语权西方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系 本文简介：“话语”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最初代表着用口说出的言语组合，是人类表达交流所形成的一种符号形式。当其使用在文学作品中时，“话语”又具有了艺术的形式，使得情感、思想等在特殊语境下具有了丰富的意蕴。这种艺术的“话语”表现形式，已经显现出对原有“话语”内涵的扩充，即在语言学层面上产生了概念的外延。而福柯则不
话语权西方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系 本文内容：
“话语”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最初代表着用口说出的言语组合，是人类表达交流所形成的一种符号形式。当其使用在文学作品中时，“话语”又具有了艺术的形式，使得情感、思想等在特殊语境下具有了丰富的意蕴。这种艺术的“话语”表现形式，已经显现出对原有“话语”内涵的扩充，即在语言学层面上产生了概念的外延。而福柯则不囿于“话语”的内涵阀限，将其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建构了一个以话语权为中心的知识史间断论。话语的建构、更迭、解构、重构之集合，代表不同特定知识范型的历史时期和权力的渗透方式。因而，话语权决定了“真理”的知识形式以及书写的规则标准。一个清楚的事实是，“话语权”是目前学术界最热的概念之一，但是此词汇在使用、理解和解释方面内涵众多，涉及的意义层面也较广泛。本文所涉及的“话语”内涵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理论、思想的基本法则和基本范畴，是一种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代表符号以及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1]。“话语权”于是代表着话语、思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拥有概念的形成权力、话语的言说权力，以及理论体系的建构权力。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话语权建构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工程哲学之兴起与诞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工程界和哲学界认可的。工程哲学思想的萌生及其发展实际上就是哲学思想与工程实践围绕话语权而衍化出种种沿袭与悖离、争夺与博弈。因此，只有深入到历史的背景之中，在历史中探索“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系演化，发现工程哲学思想生发之历史踪迹，从而显现、成长直至壮大的整个工程哲学话语权建构过程，才能窥探工程哲学思想内在的逻辑表现形式。
1古希腊时期“哲学”理论对“工程”实践的摒弃
自巴门尼德构建“是者”的概念以来，古希腊哲学不再把宇宙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自然界中存在的事物。这种抽象的概念定义已经彻底地摆脱了自然哲学家的理论范式，转而成为了逻辑的形而上学。其实质是纯粹的思维静观与沉思，表现出了对现实存在的疏离和对工程实践活动的背弃。在柏拉图的思想中，工匠所做的事情只是一种对理念的模仿，而这种模仿永远不能达到理念本身所具有的完美性。工匠制作的物品不是真实的存在，于是在理念的维度之中，它被置之于形下的领域而不受关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工物缺乏使其成为本身的内在原因，它的形成是由工匠的操作实现的。而没有内在原因、本原的事物是低等的事物，生活中需要高尚的存在即实体。所以，只有在思维中才能完成对真、善、美等本质的把握，具体的实践及工程只是应付生活的手段而已。任何产品的制造都被看作是亵渎了神灵，其行为都是自大狂妄的[2]。
虽然追求事物的完美与崇高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的最终理想，也是哲学的内在要求，特别是对于爱利亚学派以来的重视抽象思维与逻辑推演的形上学。可是哲学存在的本质并不是单纯的思维游戏和沉思静观，它是为了发现人并指导人向更美好的生活而诞生的，这是它存在的根本目的。形上的哲学在探索宇宙自然的奥秘和揭示万物本质的同时，哲学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具体的工作劳动亦或是工程实践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和认可，尤其在人们努力构建哲学的形上学范畴和体系，对形下的技术及工程项目给人类带来的实际益处视若无睹之时。这可以从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中体现出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大致分为五类，《工具篇》是其逻辑学部分，主要阐述形式逻辑三段论规则；《形而上学》为本体论部分，主要阐述形而上学问题；《物理学》、《论灵魂》、《论天》、《论生灭》、《动物史》、《论动物部分》、《论动物的行进》、《自然小著作》、《气象学》、《论动物的繁殖》为自然哲学部分，对自然概念以及各个领域中的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尤苔谟伦理学》、《大政治》、《城邦政治总汇》为伦理学、政治部分，对美德、品质和中道等做了阐释并定义，也包括指导个人实践和指导公共实践的政治学；《修辞学》和《诗学》是美学部分，对何为艺术、艺术的本质、艺术的美感作了阐释。五大类型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对概念的定义和理论的构建，只有少数部分，例如政治学和伦理学中才稍有涉及理论对实践的某些指导意义。这反映了形上的哲学对形下的具体实践指导严重的缺失，只是囿于理论建设的框架范围之中，诸如技术及工程等具体的实践活动更是被边缘化，没有得到形上哲学的重视。
2中世纪时期“工程”实践对“哲学”理论的反叛
形上的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占据着哲学家生活的大部分，具体实践及工程处于被压制和冷落的境遇。但是，自进入中世纪以后，反形上哲学话语权的情境开始出现，具体实践及工程的话语权得到了一定的正视与张扬，但又不乏带有矫枉过正的弊病。中世纪强调具体实践及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了一场农业革命及利用风力、水力作为动力的农业灌溉工程、许多新型军事建设等。这些实践活动从内容和源头上彻底地摆脱了形上哲学的理论印记，使得具体实践及工程不再是形上哲学歧视下的卑贱活动而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此时对形上哲学的挑战有两个来源，一是军事征伐对形上理论的抛弃，另一个是神学思想对形上哲学的压制。于是，具体的实践及工程正是基于此种时代的背景庇护，对形上的哲学展开了反叛与攻占。首先，战争频繁，武装割据盛行，军事征伐的需要导致具体实践及工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战争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认可，服务于军事的实践以及工程就获得了发展的余地。例如，大炮在战争中越来越重要甚至会主导战争的胜负，于是工程师和铁匠一同联合起来研究大炮技术，使其更具有机动性和灵活性。与此相适应，旧式的城墙不足以抵挡大炮的轰击而开始建设新的防御工事，这些新墙用土夯成，并在上面修筑了许多砖石结构的堡垒，以对攻城的敌人进行抵抗与反击[3]。中世纪另一个反形上哲学话语权的主流是基督教神学，神学将无与伦比的神性置于真理之上，神是一切事物的庇护者和制造者，打破了形上的哲学是最高存在解读者的这一思想常态。此时神学统治了理论界，各种知识都必须服从信仰而裹足不前，哲学也成为论证神之存在的工具，具体实践及工程却因为有助于神学思想的传播而被特别关注。在奥古斯丁看来，“和平是一种伟大的善”[4]。那么，从战争的角度考虑，为了达到这种善的最终目的，进行战争以维护和平就是必要的选择。托马斯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甚至那些寻求战争和冲突的人，除了和平之外也别无企求。因此，人们发动战争都是希望寻求一个比以前更有利的和平”[5]。于是，军事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上帝指示的执行，是上帝自由意志的直观表现。具体实践及工程不再屈服于自古希腊以来的形上哲学的束缚，而是躲避在神性的光辉之下孕育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并在以上两种环境和条件的影响下，理所应当地成为生活的中心并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人们所做的只是不断地建设工程和装备各种机械。这时，具体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和以一定方式抢占了形上哲学的高位，形上的哲学遭遇到了挑战。
3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联姻
如果说中世纪具体实践及工程话语权的确立只是单方向地排挤了形上哲学，并没有接纳形上的哲学思想作为实践活动的理论武器和检验手段的话，文艺复兴时期则使形上哲学与技术及工程的相互关联成为可能。但这种可能的相互关联，是建立在话语权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即形上哲学凌驾于具体的技术及工程活动，凸显了二者的地位、权势的差异性，而并不是一种良性的含纳整体。
首先，文艺复兴的兴起是以反抗基督教神学的形式诞生的，它的目的是要摆脱神性对人主体性的制约和控制，进而解放古希腊以来的形上哲学传统，并为人的生活与具体实践提供切实指引。其实质是替代迷信盲从而以理性科学的态度面对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形上哲学的世俗化，即人类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和理想都要接受形上哲学的启示，并在这启示中发现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和可验证性。达芬奇以自己的智慧才能为军事活动服务，而切实的工程实践也使得他萌生了新的关于力学的思想。他对静力学的研究，是约达努斯理论的拓展，并把它用于新的问题[6]。在他所写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对平行四边形新的力学解读，并在以后的工程实践中努力付诸实用。他说“最大的不幸就是理论脱离实践”[7]，形上的哲学与切实的亲身体验在达芬奇这里似乎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两者是相互促进和升华的。至少从以上的角度看，形上的哲学与具体实践是平分秋色的，具有同等的权威和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达芬奇的意识中两者还是有高下之别的。他曾比喻到，理论就像将帅一样，实践则是士兵，没有将帅的纵览全局的智慧，士兵则只能是一盘散沙而毫无战斗力。
同样，伽利略也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他设计改进的望远镜在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形上的哲学方面也贡献颇丰：天文学层面，他证实了地球不是唯一“中心”，宇宙有其他“中心”的论断，给予哥白尼日心说以决定性的支持；运动学层面，他做了比萨斜塔落体的思想实验、斜面的运动学实验，并首次提出速度、加速度、惯性等形而上学的物理概念，为后来牛顿经典力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伽利略创建了实验的科学方法，使物理思维与数学演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于是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他有力地证明了这种形上的哲学方法的有效性。他是第一个用数学术语解读材料强度的人；理性分析钟摆和小型弹簧的属性导致钟表性能大为提升[8]。但在伽利略的意识层面中，对于事物性质的科学说明和功能的提升改进并不是具体的工程实践所带来的成就，思想上符合形上的哲学理念才是根本原因，实践活动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事实的验证和支持。技术及工程的实践活动仅仅是伽利略实验的基本环境和氛围而已。所以，无论是在达芬奇还是伽利略那里，虽然他们自己本身是作为一个工程师而参与到具体的实践活动及工程项目中，但是在他们意识形态的深处，形上哲学的话语权总是高于具体实践或者工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以古希腊形上哲学之精神指导人认识和改造世界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形态特质。正是在这样一种形上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具体实践及工程获得了超越古希腊时的合理地位而不再被忽视和边缘化，至少在验证数学和物理学等哲学思想上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而且古希腊时期纯粹思维静观和中世纪时期单纯的实践及工程独占鳌头的畸形发展模式不见了，出现了两者结合的趋势。
综上，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形上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之间的悖离和沿袭本质上是话语权博弈的过程。一方面形上哲学因追寻宇宙的本原及何以可能而居于权威的地位；另一方面，具体实践及工程实践不满于被打压和歧视的形下境地而奋起抗争，努力使自身占有存在意义和说话的权力。在互相对抗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形上哲学逐渐有了指导具体实践及工程的趋势，但形上哲学的正统地位仍是不可撼动的。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表明，工程哲学想要以一个独立的学术形态、思想范畴和理论体系存在，就需要扭转形上哲学与工程地位不平等的思维模式。
4弗兰西斯•培根范式中“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等价性
形上的哲学在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一直处于权威的地位，具体的实践及工程被冷落或者奴役。即使实践及工程在中世纪展现了自身对形上哲学本有的解说功能与促进作用，传达了哲学思想和工程实践相互依赖、相互反衬的活动机制，但在传统思维的历史惯性中，哲学理论作为“知”被无条件地预设为具体实践及工程活动之“行”的先在与缘起，从而造就了中世纪时期两者不平等的基本话语体系。弗兰西斯·培根则跳出了这一思维阀限，用“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实践命题使得这种不平等关系有了改观的基础。
“知识就是力量”可解释成具体实践与真理之间的相互置换,人所拥有的知识可以成为一种制作的活动[9]。这在逻辑上已经认可了具体实践及工程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因为知识不是用来单纯静观和沉思的，知识应该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力去践行，是一种改造世界及外界环境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物质世界已经在我们面前充分地展开和表现了，如果我们还囿于形上理论的视域故步自封，那就是最可耻的行为”[10]。物质世界不单单只是自然存在之表现物，还应包括人为地改造世界之人工物。自然存在之物尚可以形而上的视角与心灵对待，或形成笛卡尔哲学而禁锢在心物二分的理论之中，或在康德的物自体中实现自由之境地。人工之物以人类的实践为基础有别于自然之物，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内含着人类创制的过程及其运用的知识，是构成工程活动的首要前提。无论如何不可以出现在这种现实的活动中将创制过程鄙弃掉而只强调形上哲学的霸权情形。因而，形上的哲学理论不应该继续忽视具体的实践及工程的存在，也不应该居于高高在上的视角俯视实践活动，而是应把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发挥出来成为具体实践，同时又能在具体实践中自信地体现本身的理论力量。
也就是说，培根建立了这样一种转化形式，形上的哲学在拥有自身话语权的同时，通过自身主体的认知践行于实际生活而推进人类的具体实践及工程活动，使实践乃至工程活动获得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拥有了相应的地位和话语权。正是培根对形上哲学教条的反叛，具体的实践及工程在这里获得了某种正统合法性，哲学本身也不再禁锢于理论的窠臼中而面向实践及工程，具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5牛顿机械化中“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统合的世界图景
培根这种转化形式为牛顿所继承，更重要的是，牛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的地位与权威。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牛顿把形上哲学的自身主体追溯到上帝，认为上帝通过力学定律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人、一切物以及一切原则和定理都在力学定律的框架中机械地完成自身的使命，它们的存在完全是机械的，是上帝意志的最直观展现。于是，作为形上哲学的上帝将自身外显于世界机械的运动中，在这样的一种运动中体现自己的无上权威，而同时又说明了作为具体实践及工程等等一系列机械的活动即是上帝本身地位的象征。正如罗伯特·玻义耳所说：“上帝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设计者，他创造了和自身相称的杰作，而且不断地维护和调节它，使其与整个宏大的宇宙体系相符合而不至于混乱”[11]。上帝是设计师与造物主的化身，不再是经院哲学中那个高高在上而睥睨万有的“上帝”，也不是压制一切，极力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威的形上之“上帝”，设计师和创造者本身就意味着具体实践及工程。所以，牛顿和玻义耳正是沿着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论范式，将无上伟大的上帝观念内化于实践之中成为“上帝就是设计师与造物主”。而这不仅强化了形上哲学的权威，也是对具体实践及工程话语权的正名。
形上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是体用一体的——形上哲学不固执于自身领域而认识自身的时候是具体实践的开始，而具体实践劳动自身的时候即是形上哲学的完成。正是在这样一种范式转换的背景下，形上的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不可分离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思维指导模式。在这样一种结构范式中，18世纪的工业革命促进了实践和工程的空前繁荣，社会生产力完成了质的飞跃；人类文明从此不再蛮荒落后而过渡到了先进的工业文明。19世纪中叶又在爱迪生和特斯拉直流交流电的竞争与博弈中，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的能源结构完成了巨大的改变。正是形上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的相互融合作用，才能描摹出如此一幅繁荣的世界图景。
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是，牛顿、玻义耳所主张的“上帝就是设计师与造物主”的信条，使得形上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的权威等价，它不再是仅仅注重形上哲学指导、控制具体的实践及工程的那种偏废模式，而是两者都拥有了同样的地位与话语权。一方面，形上哲学的理论更新需要基于具体实践及工程的启发和验证；另一方面，具体的实践及工程的建设需要依靠形上哲学的规律和指引。经过彼此之间反复的相互作用，形上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的关联性逐渐增强，甚至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样的一个“不可分割之整体”，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形上哲学与具体实践及工程的简单融合，其在本质上是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逻辑关系，构造了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型和知识理论——特殊意义上的“工程哲学观”。
6结论
形上的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其实并没有等级尊卑的区分，之所以有贵贱、先后的分别是因为谁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的问题。于是，崇高尊贵的形上哲学积极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权力及地位，并对相较于它形下的事物不断地歧视和打压，即使有所让步也是形上指导形下。在意识形态偏见的作用下，认为没有形上的哲学，具体的实践及工程将无所适从而一无是处。当然，形下的实践及工程也在积极地做出抵抗，试图努力扭转这一不公平的现状，所以，“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系历经复杂的历史演变，工程哲学观也在形上哲学与具体实践及工程的不断斗争中演化。形上哲学与具体的实践及工程本来就是相互为用的一个整体，两者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围绕话语权所展开的沿袭与悖离，实则是哲学界与工程界独占话语权的狭隘思想作祟。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形上哲学与具体实践及工程的争夺与博弈的过程中，“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的关系从相互排斥走向互相融合。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关系的演变与传承是其话语权建构的过程，话语权是理解“哲学”理论与“工程”实践关系嬗变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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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兵兵 吴永忠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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