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论研究 本文关键词：设想，知识，研究，模态
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论研究 本文简介：摘要： 模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得知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性命题的可能性,以及得知非逻辑且非数学类知识的必然性”。本文主要考察后克里普克时代可设想性方案的研究进展,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弱模态理性主义以及模态还原主义的理论剖析,重新阐释人类设想行为的约束条件,并对模态的多样性进
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论研究 本文内容：
摘 要： 模态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得知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性命题的可能性, 以及得知非逻辑且非数学类知识的必然性”。本文主要考察后克里普克时代可设想性方案的研究进展, 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弱模态理性主义以及模态还原主义的理论剖析, 重新阐释人类设想行为的约束条件, 并对模态的多样性进行简单刻画。
关键词： 模态知识论; 可设想性; 可能性; 形而上学模态;
在日常使用及哲学论证中, 人们会经常讨论事物或认识上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类性质, 模态概念正是这些性质在我们思维中的反映。语言中用以表示模态概念的语词或符号我们称之为模态词, 比如英语中的“must”“can”“possible”等, 中文中的“必然”“可能”和“偶然”等, 以及形式语言中分别用来表达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符号“□”和“◇”等。1含有模态词的命题被称为模态命题。而模态知识论 (modal epistemology) 的基本问题即“我们如何获得关于模态命题的知识”。2一般认为, 以事实为根据, 可获得可能性的知识;以数学或逻辑推理为依据, 可获得必然性的知识。在刑事侦查活动中, 侦查人员通过对犯罪现场的勘察, 以所获得的证据或线索为依据, 可缩小侦查范围, 作出诸如“作案人可能是张三或李四”之类的模态判断。以数学或逻辑推理为工具, 我们根据“9>7”为真可以断定“9>7”必然为真;根据“张三或者是中国人, 或者不是中国人”为真, 可以断定“张三或者是中国人, 或者不是中国人”必然为真。
基于事实和推理的模态知识获取方式似乎使得模态知识论问题变得乏味和微不足道, 但情况并非如此。人类理智的一个显着特点是, 即会超越现实去谈论反事实命题成立的可能性, 也会讨论那些无法确定真假的命题之成立的可能性。除了逻辑和数学的必然性, 人们还会尝试着追求一些非推理性的必然性, 如物理必然性 (physical necessity) 与形而上学必然性 (metaphysical necessity) 等。既然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何以得知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命题成立的可能性?如何得知非逻辑且非数学知识的必然性?3考虑下列命题:
(1) “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
(2) “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是可能的。
(3) “人终有一死”是必然的。
(4) “水是H2O”是必然的。
这些命题所表达的分别是反事实命题和不确定命题成立的可能性以及通过非逻辑且非数学的推理得到的必然性。众所周知, 在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以及科学哲学领域, 上述种类的模态判断成为哲学家讨论的热门话题。而模态知识论所着重关注的是, 我们如何获得诸如此类的模态知识, 或者说, 我们作出这些模态判断的理由或根据是什么?这些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我们如何获得模态知识或真实的模态信念, 即模态知识的来源问题。
模态知识的来源问题是自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以来的热门研究话题。休谟认为模态知识来源于可设想性 (conceivability) , 并构建了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获取路径, 即, 命题α若是可设想的, 则α是可能的;若α是不可设想, 则α是不可能的。4莱布尼兹则引入“可能世界”的概念, 认为一个命题α是可能的, 当且仅当至少存在一个可能世界w使得α在w中为真;α是必然的当且仅当α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是真的。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思想后来得到克里普克的继承和改进, 最终发展为可能世界语义学。5康 德主张模态和理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命题α是必然的, 当且仅当α是先验的;α是偶然的, 当且仅当α是后验的。在康德看来, “必然性”和“先验性”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但在知识的层面, 它们的外延是一样的:“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性是一种先验知识的可靠标志, 不可分割地相互从 属”6。卡 尔纳普则认为, 概念或语言分析是模态知识的来源。他强调, 命题α是分析的, 当且仅当α是必然的;α是综合的, 当且仅当α是偶然 的。7
随着现代分析哲学的兴起, 模态知识论及其相关问题愈来愈受到大家的关注, 传统的模态知识获取路径面临挑战。蒯因在《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中对分析和综合的截然二分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 并对模态逻辑存在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提出质 疑。8克里普克偶然先验命题和必然后验命题的提出, 打破了康德在先验性和必然性以及后验性和偶然性之间的连接。9特 别是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不仅挑战了康德传统, 还对自休谟以来的可设想性传统构成了冲击, 因为根据后者, 有些命题 (比如“长庚星不是启明星”) 是可设想的, 但却是不可能的。亚布鲁称这种现象为“模态误差 (modal error) ”。自克里普克之后, 基于可设想性的模态知识获取路径之研究主要聚焦于“可设想性是否是获得可能性知识的可靠向导”, 或者说, “从一个命题的可设想性能否推出 (entail) 该命题成立的可能性”, 特别是人们通过心灵上的设想或想象能否获得形而上学的模态知识。亚布鲁断言, 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 我们会设想一些不可能的命题, 模态误差确实存在。冯·因瓦根阐明了亚布鲁的怀疑立场, 并用实际行动“证明”, 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上, 他也是一个模态怀疑主义者。查尔莫斯区分了不同层次的可设想性和可能性, 重建了可设想性论题, 认为有些类型的可设想性是获得某些层次的可能性的好的向导。威廉姆森 (T. Williamson) 主张并论证模态判断可被还原为反事实条件句判断, 因此模态知识论就可被规约为反事实条件句的认识论问题。
本文主要关注后克里普克时代以可设想性为基础的模态知识论, 通过对模态怀疑主义 (modal skeptic) 、模态理性主义 (model rationalism) 以及模态还原主义 (Modal Reductionism) 的逻辑分析, 重新阐释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
一 模态怀疑主义的挑战
此处的“模态怀疑主义”援引自冯·因瓦根的说法, 并非是要质疑所有模态知识的合法性。在《模态知识论》一文, 冯·因瓦根明确指出:“尽管我不怀疑我们拥有一些模态知识, 然而认为此类知识当中的多数是神秘莫测的。”10在此文的结尾部分, 冯·因瓦根还强调, 他虽然对模态知识获取的可设想性路径不是十分满意, 但相信这种方案具有一些极具吸引力的特点, 相较于模态知识的其他阐释途径, 此方案确实更加巧妙。他甚至还认为, “任何接受该方案的人都将是一个模态怀疑论者”10。
冯·因瓦根在文中细致分析了经亚布鲁“修正”的可设想性方案, 且进一步认为亚布鲁对可设想性和可能性逻辑关系的阐述实际上是对他模态怀疑主义的支持。亚布鲁对“可设想性”的重新阐述引入了“可能世界”概念。他主张, 如果主体x能够想象一个世界w去证实 (verify) 一个命题α, 那么该命题对于x是可设想的。11用以证实命题α的世界, 可被解释为α在其中为真的世界。循此思路, 可设想性论题可被重新表述为:对任一命题α, 若我们能够想象出一个可能世界w使得α在w中能得以证实, 则α是可能的。如果能够想象出一个世界w去证实命题α, 我们就初步有正当的理由去相信α是可能的。尽管事实上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w使得命题“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在其中为真, 据此获得模态知识“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虽然在现实世界水是其分子结构为H2O的液体, 但我们可以想象在另外一个世界w, 水的分子结构不是H2O而是XYZ, 据此可以断定:“水是XYZ”是可能的。很多哲学家似乎诉诸这种方法 (思想实验) 来反驳某种哲学观点或论证自己的主张。如盖梯尔用这种方法反驳了作为传统知识定义的JTB (justified true belief) 理论12;而普特南通过这种方法构造的“孪生地球”论证批判了“语词的意义在头脑之中”的传统意义理论, 进而明确主张之间的语义外在论13。
在模态知识论层面, 除了展现可设想性方案较之其他方案的有优越性之外, 亚布鲁还表达了自己对可设想性方案的某种“担忧”:
一方面, 存在一些依据现实无法确定真假的命题, 我们对其模态状况无法准确把握。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 在某次世界数学大会上, 一批数学家通过计算机找到了某一大于2的偶数不可被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根据可设想性论题, 这一所设想的情况是否足以说明哥德巴赫猜想遇到了反例并因此不可能成立呢?亚布鲁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所想象的情况在细节上不够具体和确定, 并不能被视为可以证实“哥德巴赫猜想遇到反例”的世界, 这种设想是假设想。那么, 所想象的世界在细节上具备哪些因素之后才能被视为证实一个命题的世界呢?很显然, 若我们能在细节上想象出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完美证明过程, 则其可被视为证实一个命题的世界。但如此一来, 我们获得的模态知识是:“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是必然的, 而非可能的。
另一方面, 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 模态误差会出现, 即人们会想象不可能的命题或情况。古希腊人认为, “长庚星”和“启明星”所命名的是两颗不同的行星, 所以他们设想其中一颗在时间上比“另一颗”更为久远。俄狄浦斯会设想, 即使没有伊俄卡斯达, 他也会成为国王。但是俄狄浦斯不知道, 伊俄卡斯达是他的生母。亚布鲁给出了模态误差的一般模型: (1) 我认为P是可设想的, 但实际上P是不可能的; (2) P的不可能性来源于另一个命题Q; (3) 我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而是相信:Q是假的, 或者“如果Q, 则P是不可能的”是假的。以上说明:虽然P是不可能的, 但我仍然能够设想P。令Q表示命题“长庚星是启明星”, P表示命题“长庚星比启明星更久远”。由于信息短缺, 一个人会设想不可能的命题“长庚星比启明星在时间上更久远”;“长庚星比启明星在时间上更久远”之所以是不可能的, 是因为在实际上命题“长庚星是启明星”成立。正是由于这个人没有意识到“长庚星”和“启明星”所命名的是同一颗行星, 他才认为“长庚星比启明星更久远”是可设想的。但这一命题的可设想性并不蕴含其成立的可能性。尽管亚布鲁认为上述事例中的设想是假设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会设想一些不可能的命题, 模态误差确实存在, 这给可设想性论题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模态知识论》一文, 冯·因瓦根获取模态知识的可设想性方案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我们确实知道“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 而不是必然的。但我们是如何得知这一点的呢?按照克里普克和亚布鲁的说法, 知悉这一命题的模态状况是因为, 我们可以理智地构建 (或想象) 一个反事实情境或世界 (历史搞错了, 在柏拉图刚出生时苏格拉底就死了) 使得这一命题在其中为真。但冯·因瓦根认为, 这种回答方式根本无法解释我们如何知道“苏格拉底不是柏拉图的老师”是可能的。回到一般性的问题, 若我们所构建或想象的情境 (或世界)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它根本无法作为我们获取可能性知识的可靠向导:“尽管p是一个可能性命题, 当我们考虑一个使得p在其中为真的不可能情境并不能确保我们知道p是可能的。”14而且, 考虑一个使得命题p在其中为真的可能性情境是否能够确保我们知道p是可能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除非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境本身就是可能的。这种模态论证本身已经陷入一个循环, 并且我们如何能够得知所设想的反事实情景本身是可能的呢?
如前所述, 冯·因瓦根模态怀疑主义的矛头并不是指向所有的模态知识。他承认, 有现实依据的可能性以及通过数学和逻辑推理得到的必然性, 通过我们的直觉或理性能力能够对之进行认识, 这类模态知识被称为“基本模态陈述 (basic modal statements) ”。但在科学研究和哲学论证中, 会经常出现一类“隔离的模态陈述 (remote modal statements) ”, 比如水的分子结构是XYZ是可能的, 透明的铁可能存在。这类模态知识因脱离现实性以及因技术上不够精细, 在日常生活中鲜有人使用。冯·因瓦根对此类知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怀疑主义立场: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铁是透明的, 但只有当这个所想象的世界能够证实透明的铁存在, 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或断定:“透明的铁存在”是可能的。冯·因瓦根指出, 为了想象证实“透明的铁存在”这一命题的世界, 我们需要想象在某次世界大会中, 某位具有极高声誉的首席科学家举着一块像透明玻璃杯的东西向大家郑重宣布:这是新发现的铁, 是透明的。在冯·因瓦根看来, 这种类型的想象不足以证实命题“透明的铁存在”, 并且没有人能想象出细节上充分的情境来强调此类命题。
二 弱模态理性主义的辩护
查尔莫斯以认知二维主义为基础提出一种模态理性主义, 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之间重建了衍推关系。他称之为“弱模态理性主义 (weak modal rationalism) ”, 记为WMR:
(WMR) 理想的、首要的、肯定的可设想性衍推首要的可能性。15
按照查尔莫斯的说法, “当‘p’经过理性反思之后是可设想的”15, 则p就具有理想的 (ideal) 可设想性。反之, 若根据初步印象p是可设想的, 但会被更好的推理所反驳, p就不具有理想的可设想性, 而是具有“据初步印象的 (prima facie) ”可设想性。“当一个人能够想象‘p’”15, 即是说, 一个人实际上构建了一个能证实p的场景, p就具有肯定的 (positive) 可设想性——上文提到的普特南、盖梯尔等人的思想实验, 所涉及的就是肯定的可设想性。反之, 若我们不能先验地排除p, 命题p就具有否定的 (negative) 可设想性。p具有“首要的 (primary) ”可设想性, 指的是“p现实地是事实 (is actually the case) ”是可设想的;当“p本可能是事实 (might have been the case) ”是可设想的, p就具有“次要的 (secondary) ”可设想性。在可能世界的框架下, “p现实地是事实是可设想的”, 指的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世界W, 若W是现实世界, 那么p在W中为真;p本可能是事实是可设想的, 指的是当现实世界W确定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反事实世界W*使得p在W*中为真。所以, 在克里普克必然后验命题的事例中, “长庚星不是启明星”具有首要的可设想性, 但不具有次要的可设想性。
查尔莫斯明确指出, 如果p的首要内涵在一些可能世界中是真的 (即p在一些被视为现实的世界中为真) , 那么p具有首要的可能性;如果p的次要内涵在一些可能世界中是真的 (即p在一些被视为反事实的世界中为真) , 则p具有 次要的可能性。16进一步讲, p的首要内涵是一个从中心世界 (centered world) 或现实世界到真值的函项;p的次要内涵是一个从反事实世界到真值的函项。17比如, 令S表示“水是分子结构为XYZ的液体”, 假设宇宙中除了地球之外还有一个孪生地球, 孪生地球是一个可能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也有一种被称为“水”的无色无味的、透明的、可以饮用的液体, 但它的分子结构不是H2O, 而是XYZ。令摹状词D=无色无味的、透明的、可以饮用的液体, 任一满足D的东西都是“水”的首要内涵。若孪生地球是中心世界, 满足D的是XYZ, S的首要内涵在这个世界中为真, 因此S具有首要的可能性, 所表达的只是认识上的可能性。在形而上学层面, 既然地球是中心世界, 满足D的是H2O而不是XYZ, 所以S的首要内涵在地球世界为假, S在这一世界中不具有次要的可能性, 即不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至此可见, WMR所表述的是:对于某一说话者u而言, 若u经过理性反思后能够设想出一个被视为中心世界的情境s, 使得某一命题p在s中为真, 则s具有首要的可能性。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 意味着有些命题如“水是分子结构为H2O的液体”“长庚星是启明星”等, 是必然的但不是先验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设想一些不可能的命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确实会设想一些不可能的命题, 亚布鲁提供了大量的事例。人们确实会设想“长庚星不是启明星”的情况, 也会设想“水不是H2O”的情况, 但这与可设想性论题并不冲突。因为这些是理想的、首要的、肯定的可设想性, 按照WMR, 我们可得到的仅仅是首要的可能性, 即认识上的可能性。必然后验命题的存在并不能构成可设想性论题的一个反例。所以, 在模态知识论的层面, WMR在某种类型的 (首要的&肯定的&理想的) 可设想性和某种类型的 (首要的) 可能性之间具有推衍关系。但他否认此种类型的可设想性和次要的可能性之间存在推衍关系, 而是认为它只能作为我们相信某一命题具有次要可能性所提供表面的证据。18
查尔莫斯以WMR为工具对物理主义进行了反驳。物理主义主张, 在世界的物理事实P和现象事实Q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蕴含关系, 即P蕴含Q是必然的。这就意味着P&?Q, 即“具有物理属性但不具有感受性 (qualia) ”, 不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假定能证明P&?Q具有形而上学的可能性, 那么说明物理主义的观点不正确。显然僵尸 (zombie) 仅具有人的物理属性而没有感受性, 但僵尸却是可设想的。假如WMR成立, 就能从可设想性推出可能性, 这样就能驳倒物理主义。19
三 模态还原主义的启示
在模态认识论领域, 模态还原主义是由威廉姆森倡导的一种获取模态知识的逻辑方法。该方法主张, 形而上学模态可通过定义还原为反事实条件句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s) , 故模态知识论可被还原为反事实的知识论。在对命题的模态状况进行测评时, 可设想性和不可设想性扮演的角色可被解释为心灵的想象活动在对反事实条件句进行测评时所扮演的角色。通过逻辑还原, 威廉姆森意在削弱模态怀疑主义的力量, 进而为形而上学模态辩护。
威廉姆森对形而上学模态的还原, 主要借助斯塔尔内克 (R. Stalnaker) 和刘易斯 (D. Lewis) 在反事实条件句方面的研究贡献。令“A□→B”表示反事实条件句“若A成立, B也会成立” (If it were that A, it would be that B) , 斯塔尔内克和刘易斯用可能世界给出看“A□→B”的真值条件CC:
(CC) 虚拟条件句“A□→B”在可能世界w中为真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i) 不存在一个可能世界使得A在其中为真; (ii) 与任一A和?C在其中都为真的可能世界相比, A和C在其中都为真的可能世界与w更相似。
令 “⊥”表示“矛盾”, 威廉姆森证明了形而上学模态和反事实条件句之间的逻辑等价关系:
(NEC) □A? (?A□→⊥)
(POS) ◇A?? (A□→⊥)
NEC表达的直观意义是, 命题A是必然的, 当且仅当假定?A (或A不成立) 会导致矛盾;POS所表达的是, 命题A是可能的, 当且仅当假定A并不会有矛盾出现。威廉姆森通过模态还原为我们模态知识的获取提供了认识路径, 这条路径在本质上与可设想性路径是相通的。主要原因在于, 在从“假定”到“矛盾”的推导过程中, 心灵上的想象 (或设想)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威廉姆森模态知识论的逻辑起点是, 在某种程度上形而上学模态知识必定源自我们日常的认知能力。20具体而言, 处理反事实条件句时所要求的日常认知能力同样适用于对形而上学模态知识的处理。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 这种能力是通达形而上学模态的唯一认知路径。为此, 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你处于一座山中。当太阳融化了山冰, 嵌在冰中的石头松动并滑下山坡。你注意到有一块石头滑进灌木丛, 就开始思考:如果灌木丛不在那个位置, 这块石头的滑动将止于何处?一种很自然的回答可通过想象在没有灌木丛阻挡的情况下这块石头在山坡上的滑动状态来给出。据此, 你会形成如下信念:
(BC) 如果灌木丛不在那个位置, 那块石头将落入湖中。
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 对于像BC这样的反事实条件句, 可以通过具体实践活动对之进行检验。你可以把灌木丛铲除掉并用相似的石头做实验, 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方法, 比这种方法更奏效的是想象活动。在对反事实条件句进行评估时, 想象不可以随意进行;否则, 想象那块石头垂直地飞向了空中或者变成一只小鸟飞到了山头, 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根据CC的条件 (ii) , 我们想象出的场景要最大程度地与“灌木丛不在那个位置”的世界相似, 即与说话者所处的那个世界相似。“最大程度的相似性”要求我们搞清楚如何限制我们的想象以排除无关场景。威廉姆森认为, 人们不会进行如上描述的滑稽想象活动, 因为从根本上讲, 想象活动源自心灵之中石头和斜坡的观念 (perception) 以及以自然方式运作的感觉 (sense) , 并受这些观念和感觉的制约。“在对反事实条件句进行赋值时, 想象能够在总体上充分利用我们所有的背景知识。”20
威廉姆森论证并主张模态判断在逻辑上等价于反事实条件句, 我们处理反事实条件句的日常认知能力使得以此种路径获取形而上学模态知识成为可能。正如威廉姆森所言, “认知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反事实条件句的能力, 作为认知机制的一个‘偶然的’副产品, 我们也获得了处理形而上学模态的认知能力”20。在日常思维中, 我们并非通过实操性的场景还原考察反事实条件句, 而是通过一种离线的想象模拟过程来对之进行评估。具体而言, 在对反事实条件句进行评估时, 先假设它的前件为真, 然后添加进一步的判断和其他离线判断, 看是否能发展出该反事实条件句的后件。在形而上学模态的层面, 首先假设A不成立, 如果通过离线的想象模拟能最终发展出矛盾, 我们就有正当的理由断定A是必然的;否则就有正当的理由否定A的必然性。若以假设A成立为起点, 通过离线的想象模拟不能最终发展出矛盾, 我们就有正当的理由断定A是可能的;否则, 我们就有正当的理由否定A成立的可能性。当然, 该过程对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有较高的要求, 不仅需要一般的逻辑推理能力, 还需要完备的背景知识和健全的预测机制。
综上所述, 威廉姆森模态还原主义的一般策略是:将形而上学模态还原为反事实条件句, 然后通过离线的想象模拟看能否最终发展出矛盾。显而易见, 清理矛盾是对我们认知能力最基本的要求, 是对我们想象活动的限制。矛盾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原始假设同某种规律、规则或现有的知识体系不一致。而对矛盾或不一致作有层次的区分必须考虑在进行想象模拟的过程中, 我们的假定同什么不一致, 最终发展出的是什么类型的矛盾, 据此可重新定义不同类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们假设“水往低处流”并不会发展出逻辑矛盾 (与某一逻辑系统的公理一致) , 但会发展出物理上的矛盾 (与自然律不一致) , 因此断定这一命题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 但不具有物理上的可能性。克里普克主张, 假定“水不是分子结构为H2O的液体”不会发展出认识上的矛盾 (正如亚布鲁所强调的, 在信息短缺的情况下, 这一断定与认知主体的知识系统是一致的) , 但从这一假定出发能发展出形而上学的矛盾。所以, “水不是分子结构为H2O的液体”具有认识上的可能性, 但不具有形而上学上的可能性。
结 语
在可设想性和可能性的关系上, 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可设想性论题, 但总体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为心灵的想象活动提出合适的限制条件, 也没有对不同类型的模态进行层次的划分。在对世界进行认知时, 人们的想象活动不是绝对自由的, 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背景知识的约束。这种理性约束使得我们的想象模拟能够通达模态领域, 从而断定命题的模态状况。我们认为, 矛盾也有不同的层次, 通过想象模拟发展出的对于矛盾的层次之分, 就意味着所获得的模态有着类型之别。通常所见的模态知识, 除了逻辑上的、认识上的, 还有物理上的、形而上学上的, 等等。21休谟的可设想性论题所主张的是受逻辑约束的想象模拟生产逻辑上的模态知识。在逻辑的意义上, 他认为关于观念间联系的知识是必然的, 而关于实际事情的知识不是必然的。亚布鲁和冯·因瓦根模态怀疑主义的困惑在于, 人们会想象一些在直觉上不具有必然性的命题, 或者有限的认知能力何以保证某些命题的必然性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 。他们都承认了人类认识的有限性或局限性, 但否定人类认识所固有的理性特质和内省机制。查尔莫斯在二维认知语义学的框架下, 在首要的可设想性和首要的可能性之间作了逻辑链接, 承认人的认识活动要受背景知识的制约, 但在形而上学模态知识获取方面没有给出明确的认知方案。威廉姆森的模态还原主义通过对模态知识的反事实条件句还原, 明确了人类的想象模拟的约束条件, 并对想象活动何以能够通达形而上学模态给出了解答, 有助于我们理解模态的多样性。
注释
1 参见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第2页。
2 Cf.S.Evnine, “Modal Epistemology:Our Knowledge of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Philosophy Compass, 3 (4) , 2008, p.664.
3 P.Van Invagen, Modal Epistemology.Philosophical Studies, 92, 1998, p.74.
4 Cf.D.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Clarendon Press, 1968.
5 参见弓肇祥:《可能世界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6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李秋零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第33页。
7 Cf.R.Carnap, Meaning and Necess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7.
8 Cf.W.R.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Philosophical Review, 60, 1951, pp.20-43.
9 S.Kripke, Naming and Necessity, Basil Blackwell, 1980.
10 P.Van Invagen, “Modal Epistemology”, p.73, p.77.
11 Cf.S.Yablo.“Is Conceivability a Guide to Possibility?”,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3, 1993, pp.1-42.
12 Cf.E.L.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 (6) , 1963, pp.121—123.
13 Cf.H.Putnam, “Meaning and Referenc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P.Martinich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88—295.
14 P.Van Invagen, “Modal Epistemology”, p.75.
15 D.Chalmers, “Does Conceivability Entail Possibility?”, 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 T.Gendler and J.Hawthorne (ed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4, p.147, p.190.
16 Cf.D.Chalmers, “Does Conceivability Entail Possibility?”, p.164.
17 Cf.D.Chalmers, “The Foundations of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Two-Dimensional Semantics, M.Garcia-Carpintero and J.Macia (ed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 T.Gendler, and J.Hawthorne, “Introduction: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 Conceivability and Possibility, T.Gendler and J.Hawthorne (ed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6.
19 Cf.D.Chalmers, “Consciousness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y of Mind, S.Stich and F.Warfield (eds.) , Blackwell, 2003, pp.115-119.
20 T.Williamson,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of Counterfactuals”, Grazer Philosophiche Studien, 74, 2007, p.95, p.143, p.162.
21 A.Vaidya, “The Epistemology of Modality”,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N.Zalta (ed.) , 2011, URL=<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1/entries/modality-epistem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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